人生需要的佛法　　

   佛陀设教的宗旨，在乎普度众生，而在这所度的众生中，尤以人类为救度对象的中心，因此佛陀是为人生而说法，佛法是为人生所需要的；人生的许多痛苦，也惟有依佛法修行，才可以解除。这在研究过佛学的人，是没有什异议的；可是许多未曾读过佛书的人，往往只看到有一些佛教徒不合佛法的外表和行为，或以为佛教是迷信的，与社会不利的。现在为要纠正这些对佛教抱著错误的观念，我要把佛教的道理分四项，略为说明：
　　
    (一)佛法是信智并重的
　　每一个宗教，首先要著重信仰，如果没有了信仰，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宗教。佛教是属於宗教的，因它与其他宗教一样的著重信仰；同时佛教也可以说是非宗教的，因它有与普通一般宗教说法不同的超低性。比如佛教重信仰，是不错的；而它尤重理智，是把信仰建筑在理智上的，否则信仰便会变成盲信，迷信。所以大智度论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在这里见得只有信，没有智，是不能了彻人生真谛的，即使学佛也难以获得究竟离苦得乐的；这就是佛教与其他「因信得救」的，只偏重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地方。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可是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知识。知识是外向的，从外面的学习经验得来的，是有限量的，也不是统统都是正确的；佛法的智慧是内向的，是向内在掘发出来的，是无限的，正确的。这种智慧是必须依修戒而生定，由定功而开发出来的，它是经得起时代一切学术的考验，其合理和超越性，在世间一般宗教哲学中，是不易找得到的。由智慧契证诸法的真理，才能产生真知灼见，为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者所赞赏。如中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康有为先生说：「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不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於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英国哲人罗素则说：「各宗教中我所赞同者为佛教。」佛教如果不具有甚深的智慧和崇高的学理，那会使一般时代的哲人，心折如此呢！
　　
   (二)佛法是标本兼治的
　　佛教的智慧，分有真实智和方便智。真实智是体，方便智是用，从真智的本体上，生起种种摄化有情的方便作用，就是佛教福利社会的道德风化。我们知道社会是群治的，由於农、工、商、学、兵以及宗教各界的人士，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可是今日的社会，人心如江河日下，淳源凉薄，风化不良，杀盗YIN妄，肆无忌惮，虽绳之以国家的法律，只能治之已然，不能防犯未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惟有佛教的戒法，才能净化人心，澄本清源，足以移风易俗，树立良模。
　　佛教的基木戒律，在於五戒，是人伦的正法，近於儒家的五常。一不杀生是仁，儒家所谓「仁民爱物」，或「民胞物与」；二不偷盗是义，所谓「路不拾遗」，「弗义之财不取」；三不邪YIN是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不妄语是信，所谓「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五不饮酒是智，所谓「酒能乱性败德」，「酒不醉人人自醉」，亦如「色不迷人人自迷」。酒能导色，故宜戒绝。五戒的性质与五常相同，而作法有异，儒家的五常重在理论，佛教的五戒制为必行的规条，不行则犯，名之破戒，有应得之罪业，受应得的果报，故凡受其戒者，莫不遵行，惟恐有犯。如果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戒，则一人如此一人治，一家如此一家治，一国如此一国治，全世界人如此，则全世界亦国治天下平了。因此如有五戒治其本，加以法律治其末，标本兼治，则社会大同，人民坐享其利，欲世界不太平而不可得了。
　　
   (三)佛法是冤亲平等的
　　我们人类在平日互相接触的关系上，不免有厚彼薄此，或爱此憎彼的协调与不协调两种现象的产生，这即所谓冤家与亲家的不同。为亲家的日日相见，自然欢喜；最难堪的是冤家狭路相逢，分外眼红。这样由小冤家变成大冤家，或由少人的冤家变成多人的冤家，弄到家庭不睦，社会不宁，也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生斗争的导火线，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人类的冤亲关系，必须要透过佛理，才得协调，而免除过与不及的弊病。佛法体验到人生应要冤亲平等看待，是有其两个深切的理由：一是佛陀曾彻悟到人生的共同原理，在於共同的佛性。这个共同的佛性是人人具足，个个不无，而且又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就在这共同具有的佛性上，体知大地众生，不论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甚至有情与无情，动物与植物，都是同体的；既然是同体的，还分什亲疏适莫？说什「仇者快而亲者怨」？如果悟知众生同体而强分亲疏，自己平心一想，亦不免哑然失笑了！二是佛陀从天眼智，观察众生是死此生彼，轮回不息，都曾互相做过父母兄弟，姐妹眷属的亲戚关系；以宿命智了彻众生界过去无始以来，一切人事过从，有更亲密更深切的关系。就在这种更亲密更深切的关系上，不但光是人类，就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亦要建立起这亲切的关系。这样观想，谁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冤家来仇视？谁肯举刀残杀自己同体的众生？杀机既息，则一切冤家都变成亲家，内在不再发生怨憎瞠恨的心理，外界的家庭或社会斗争亦不存在，人类自然趋于和乐了。佛陀不但是理论的发现者，亦是理论的实践者。如佛陀在世之时，因为过去世未修菩萨道时与提婆达多结下怨恨，所以提婆达多时时想害佛报仇，时时来找佛陀的麻烦，跟佛陀过不去；可是佛陀并没有对他感到麻烦或烦恼，反之还对他表示亲切的好感，时时向大家说提婆达多是他的好朋友，善知识，由於提婆达多多生的逼拶兴鼓励，他的道业精进勇猛，提早得到越级的成功。就是那位与提婆达多做朋友的阿世王，受了提婆达多的唆使，不只毒害了父母，而且跟佛陀也有过不去的地方，可是佛陀对他也没有半点仇视，当他恶报现前，受到身患毒疮的痛苦，向佛陀忏悔，佛陀还是慈光摄被，使他毒疮平复，恢复了健康。这些，都是证明佛陀不光是在理论上说冤亲平等，而是在行动的事实上实现了冤亲平等。
　　
   (四)佛法是自他两利的
　　普通一般人的感觉，看见佛教徒入山或闭起门来用功，都以为佛教徒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其实呢，入山或闭门自作工夫，正是为入世利人做预备。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恰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佛教的宗旨，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不做，是消极的自利，众善奉行，就是积极的利他。所谓自他两利，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明吗？为什要硬说佛教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呢？同时佛教行善的定义是：对於所行的善事，必须於己於人都有利的，才叫做善；如果於自己有利，於他人无利或有害的，就不能叫做善。又所作的善事，必须於现世有益，於来世亦有益的，才叫做善；如果只是目前有益的，而将来无益的，亦不能叫做彻底的善。这样来看佛教的为善，就是自他两利的标准的行善。所以学者梁启超居士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又说：「佛教之最大纲领，日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修智以求转迷成悟，是自利的事业；修悲救济众苦，就是利他的大事业。如此，一个真正懂得佛理，能行佛事的佛教徒，就是人生自他两利的事业专家，相信谁也不敢说他是消极自利的逃世者了。
　　佛教的大乘行者，他们所作的事业，不但是自他两利，而且是利他重於自利，为人急於为己。孙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即是有见於此而云然。因为大乘行者的菩萨，他的发心修行善事，见苦必救，有求必应，你如果真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不但身外的财物可以布施给你，满你所愿，甚至自己宝贵的妻孥和生命，亦可以施献於你，真是「难行能行，难作能作」。而且他的布施为善，还是观空心境，不挟企图，所谓「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不杂丝毫功利观念。像儒家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都是可歌可泣的牺牲为人的行动，如果其中不存为功为忠的有得念头，或贪「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後事」的英雄浮名，那都可视为牺牲为众的大菩萨了。
　　中国在东晋时代有个叫邓攸的，他在石勒兵到，怆惶弃家逃走，因其弟早亡，特全其侄，继其香火，而把自己的儿子系在树上而不顾。为救侄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可以说已做到了无我的境界。这在佛教看来，也已成了舍己为人的利他行者，因此，世间一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的贤者，莫非是菩萨化世的大乘行者。佛教得名牺牲主义，其价值就在乎大乘菩萨所表现的积极救世的利他精神。
　　人生一世，只有数十寒暑，不坚常的肉体，终归要坏灭的；而不坏灭的是精神的生命，所谓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的三不朽。大乘行者的作为，就是人生三不朽的代表。人生必须在数十寒暑的短促时间中争取生命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才不辜负人生，失去人生生存的意义。现在从佛教是智信并重，标本兼治，冤亲平等，自他两利的四个要点上看，人生如要过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少不了要向大乘行者学习看齐；或惟有大乘行者的救世行径，才是人生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憧憬与追求！
　　                                     佛纪二五一二年七月十五日於槟城三慧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