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西方文化的强烈冲撞，中华传统佛学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如何适应时势人心而继承革新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热心弘法者的面前。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佛教革命的主将太虚大师，便提出过重建中国佛学的方案。一批教界大德，为继承和重建中国佛学，多方探索实践，留下了不少成败的经验。近四十年来，社会出现新的激变，佛教在饱经劫难后，又迎来了新的转机。当此百废待兴之际，青黄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有再度滑入低谷之虞。

解决诸多问题、振兴佛教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树立正确的主导思想。欲期达此，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佛学的重建问题，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笔者对此思索有年，兹不揣简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浅见，以与同志者商榷探讨。

传统的成就与特点

对传统佛学的总结回顾任何新文化的建设，都离不开对旧有传统的继承，现代佛学的建设，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对传统中华佛学作一番总结回顾，以继承精华，扬弃糟粕。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土，绵延已二千年之久。从印度请来的佛学，经汉魏六朝之摄入咀嚼，隋唐五代之消化吸收，宋元明清之传输运化，近现代之革新振作，其精华营养，已深深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神魂与命脉，并在中华文化肌体中，在与儒、道等学的长期互相作用下，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佛学，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传扬，复盖了中华文化圈内的广袤时空。扎根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国佛学大德，发挥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势，在吸取、总摄印度佛学，建立适合中土机宜的中华佛学方面，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卓识睿智，其成就极为辉煌。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与特点，除众所周知的内容广博、大乘为主、诸宗之学争妍斗艳等之外，值得继承发扬的，大略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

太虚大师曾说过，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始终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本佛宗经，意谓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为本，以主要出自释迦佛所说的经藏为宗，依佛经文字般若所示的智境行果阐释发挥。汉传佛教诸宗，率皆尊释迦牟尼佛为本师，除嗣传不永的三论宗外，其余诸宗之学，莫不宗依佛经而建立，如天台宗《法华》，贤首宗《华严》，净土宗《无量寿》等三经，较为重论的慈恩宗，亦首宗《解深密》等六经。即号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也将法源上溯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之公案，而且宗依《楞伽》、《金刚》等经印心。汉传佛教界流传的佛典中，经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它，历代撰述也以经藏之注解疏释为主体。与本他佛(非历史人物的金刚持、普贤王如来等)、本师、宗论的藏传诸派相比，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特点颇为显著。这自与中国本有文化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有关。

汉传佛学的这一精神，无疑是应予肯定、继承的。以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之所修所证为本，乃佛教区别于其它以天启神降为本的宗教之一大特质，为佛教特具真实性的根本殊胜之点。释尊由禅思所得的自内证法，为佛法之源，是佛教建立的基本依据。释尊的自内证法和其应机度人的方便法门，以记述其言传身教的经藏最为可靠，思想内容亦最丰富全面。智者大师曾言“经富论贫”，后世祖师之造论发挥，及修证经验之口传，毕竟是流非源，其内证境界未必及于释尊之圆满，其思想内涵未必及于经藏之丰富全面，不无契合后世时机而设的方便之谈。欲识佛法本面，体佛陀本怀，最可靠莫过于直承释迦、宗依经藏，本佛陀所证万世不移的真理而应纷纭万变的时势人心，这是设教弘法应有的基本立场。

二、判教的高度智慧

印度大乘经论中虽已有三乘、三时、五味等判教说，对多种法门进行分门别类，但苞罗未周，影响不大。中国诸宗，莫不以判教说为立宗树旨之出发点，建立了各自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判教说，如天台宗之五时八教、三论宗之三*轮、华严宗之五乘十宗、法相宗之三时教、净土宗之难行易行二道、禅宗之教外别传、密宗之显密二教与十住心等，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作了严密分析，按说法时间、所对机宜、说法方式、义理之浅深顿渐等，进行分类判释，抉择最圆满了义之说，表现出一种纵观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析精断的高度智慧。藏传宁玛派的九乘、四宗见等判教说，所判释的佛法内容更为广泛。

诸宗的判教说及判教的思想方法，今天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多分有理有据，应予继承发扬。判教说的发达，从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高度开放、吞吐自如的宽阔胸怀。

三、对圆深义理的圆满阐发

佛经尤大乘经所示佛法之理境，内蕴极为深宏，予后人以发挥演绎的宽广余地。印度大德对佛经义理的阐发虽然十分精微，但也不免受印度文化传统和时代思维水平的局限，其阐发尚未能臻于圆极。而且部派之学有刻板烦琐之嫌，及不符契法印的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等论；大乘后期学说经院化，空、有二宗互诤，违背了佛法圆融无诤及重在离言实证的本旨。

中国大德在极盛期印度佛学的基础上，对佛法尤大乘义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因他们禀有中华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之长，将佛法尤佛陀果境所蕴的深密义理阐发得极为圆满。如天台之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性具等说，三论宗之四重二谛、四重中道，华严宗之四法界、十玄门、性起等说，其哲学思辨之精微、悟境之深妙、义理之圆融、圆满，均超过了印度佛学，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学之峰巅。若从天台宗之圆融三谛看，印度佛学只及二谛，且未能圆融，天台则圆融了三谛：若从华严宗之四法界看，印度佛学，藏传佛学主要阐释前三法界之理，未能将第四层事事无碍法界的理趣阐发透彻，而华严宗则穷尽了事事无碍、缘起无尽的至极妙义。至于禅门宗师之妙悟与机锋，则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无穷。

中国大德的证悟和智慧，中国佛学的成就，并非亚于印度。印度高僧来华，礼赞道安大师为东方圣人，慧寂禅师为小释迦，天台智者大师亦号称小释迦，华严宗初祖法顺大师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诚非虚誉。

四、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

一切从人生现实和身心修养出发，将理论学说、玄言妙义归结为简易切实的实践法要，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禀此传统而建立的中国佛学，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禅、净二宗之学为主。禅宗虽源出“南天竺一乘宗”，但在印度影响不大，入华后始蔚为大宗，一花五叶，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与代表。其法单刀直入，顿体妄念本空，自性即佛，将大小密诸乘的教理行果，统摄于言下之顿悟见性及般若三昧之一行，至极圆顿而又至为简易，可谓最握得佛法之心髓，被誉为东方文明之精萃，现已风靡于欧美。净土宗教旨虽出自佛经，但在印度未见树立专宗，在中国则经历代明眼大德之抉择阐扬，成为流传最广、摄机最众的易行法门。此宗依阿弥陀佛之本愿功德，以深信切愿念佛生西的易行道，总摄大小显密诸乘学修之道的归趋，示末法众生以即生出离生死的唯一可行途径。宋代以来，诸宗的行持，率皆趋归净土，禅净二宗有融合的趋势。禅净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现出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和由本土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

传统的积弊及对待传统的两极偏见

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虽至为辉煌，但因受历史、文化心理等条件的限制，也难免有其缺欠。印度部派佛学的典籍传入汉地者，主要属西北印说一切有部，南传上座部的典籍传入不多，使得汉地大德主要依有部典籍所了解的小乘教义，有失于片面。由于本土伦理观念的障碍，印度晚期成熟的无上部密法，未能在汉地传扬开来，而这一部分密法，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学之精华；即中唐传入的胎藏界、金刚界两部密法，在汉地亦嗣传不久，而其学传入日本，为日本真言宗和台密所传承、发挥。由于文化心理的原因，印度佛教的因明之学，虽入汉地，却未得广布弘传，施其应有的影响于汉地佛学及中华文化，而从印度传人西藏的因明学，却传扬不绝，形成了重辩论的风气。总之，在小乘学、密乘学、因明学方面，汉地佛学有不及南传佛学、藏传佛学、日本佛学之处。

就佛学之内容体系而言，中国汉传佛学在今天所表现出的最大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人乘正法的弘扬不足。

从经藏所表述的思想体系来看，人乘正法，为大小密诸乘法的共同基址，尤为释尊当时对多数在家信众所主要宣说者。其内容包括营生治事、伦理政道、社会福利等发达人生、安定社会的世间法，充分表现出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乃释尊教法的基本精神。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儒家被统治者尊为正统，迫使佛教在世间法方面不得不顺应、依附儒家，自家本有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补的文化格局，规定了佛教只管讲出世法，其末流则只管送亡度鬼，世间法由儒家垄断，修身法为道教所擅，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经宋孝宗等的钦定，成为儒释道三教的固定文化角色，佛教大德们弘法的重心，自然便偏重于出世间法，遂给了世人以佛法只讲出世的错觉，形成不出世则不学佛、学佛则必消极厌世的倾向，掩盖了佛法积极发达人生的本来面目。藏传佛学忽视人乘正法弘扬的倾向，更为严重。

第二 修学次第的不够完备。

由于汉传佛学重在出世间法、圆顿法门，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如太虚大师所指出的，未能在教、律的基础上稳建禅净二宗。学佛者往往一入门便参禅、念佛，忽视了初入门必先修习的培植信根、闻思经教、发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忽视世间法等弊端，难免产生一些消极的社会作用。相较而言，藏传佛学的修学次第较为完备。

上述两大缺陷，是导致中国汉传佛教在明末以后渐趋衰颓的重要原因。近现代不少大德，对此早已有所认识，力图改革纠正，然毕竟积重难返，非一时所能完全改观。还有一些人因对中国汉传佛学的优缺点缺乏正确的评估，走向墨守传统与否定传统的两极歧途。

墨守传统者，认为祖传诸宗之学，不得丝毫移易，甚至久已失传的宗派，亦需恢复。其继承，复兴传统的热忱，固然可嘉，然不知诸宗之学，各应当时机宜而设，是流而非源。契理契机，为弘法的基本原则。时过境迁，社会人心与古昔已大有不同，若固步自封，不适应新的时机而施设方便，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则佛法难以被现代人所接受。弘扬佛法，应以利乐众生、庄严国土为立足点，应机说法，使佛法被众生所运用，起到净化人心，利益社会的应有作用，而不在如同保护文物一样护持某种古代的宗派之学。实际上，古代诸宗之学，在今天都有其不足以圆契时机的缺陷，若不革新发展，难以振兴弘布。

否定传统者，以虚无主义态度贬弃传统佛学，或者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路子，以所谓“原始佛学”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学为准则，否定中国佛学的核心内容心性论及台贤禅净之学，证《楞严》、《圆觉》，《起信》为伪作，斥心性本觉，“真常唯心”说为印度教梵我论。殊不知心性本觉义，出《华严》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义，不过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静印的表诠，台贤二宗之圆教义理，质诸佛经，无不有据，禅净二宗之经久流传，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机的坚实基础。

另一种人则对本土传统佛学丧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认南传、藏传、日本的某种宗派之学为真正佛法，欲图原样移植，以取代汉传诸宗。殊不知吸取南传，藏传，日本佛学之精华，取长补短，固属必要，但南传、藏传、日本的宗派之学，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当地时机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积弊，原样移植以取代本土诸宗，更难契合时机，即使得以流布，也难免产生弊端。

对于以上两种极端，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早就作过批评：

若是固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

关于重建的刍议

回顾传统，环视世界，展望未来，重建中华佛学，势在必行，乃时代赋予新一代佛弟子的神圣使命。如何重建，太虚大师曾提出过基本的方针：

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综合其精要而整理之。[1]

这一原则，在今天看来，依然正确。几十年来，东密、藏密的传入，南传佛教典籍的译介，佛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海内外佛教革新的实践，为系统重建中国佛学创造了条件。根据太虚大师等先驱者的思想，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大略有以下三点。

首先，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

如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所说：

不是依于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

这须发扬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传统，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为依据，针对时机而汲取发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非指任何一古代、异地的是流非源的宗派之学，非局于诸宗所依的某一些经论，而是现存全部佛典中所载佛陀遗训所示的整体佛法。就中国传统佛学的缺欠而言，在今天应重视长期未予应有重视的《阿含经》。可参酌南传藏经，补充以藏文藏经，从全部教典中体认本源佛法的内容和结构。

其次，须“适应全人类的时机”。

太虚大师说得好：

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何在，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才能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2]

根据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3]

什么是当今全人类的时机?东西方文明从碰撞到交融，可谓当今人类文化思潮之大势所趋。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高度发达了物质生活，财富空前增殖，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转换的步伐加快，形成了举世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乐于变革的风气。另一方面，片面发达物质文明所造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促使人们反省文明方向，重识东方传统文化重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前沿科学的新成果，更不断促使人们认识东方传统文化尤佛法的深层价值，大有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之势。处于统一的世界新文化探求中的人类，需要一种足以针治近代西方文明弊病，既与现代精神相协调、而又超越时代的智能，能满足这一需要者，无疑非佛法莫属。人类需要佛法，中国需要佛法，这种时势人心，提供了佛教振兴的空前大好时机。然而，各地区旧有的诸宗派之学，不堪完全适应现代人的接受能力，需要顺应现代人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之机，重建一种科学性与超科学性、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系统性与简易性统一的新佛学。

所谓科学性与超科学性的统一，意谓对佛法原理的阐释，须运用现代知识，现代科学的成果，在阐明佛法与现代科学相契不悖中，显示出佛法本具的超科学的价值。

所谓世间性与出世间性的统一，意谓应立足现实人生，着眼于众生的利乐、人心的净化、人间净土的建设，注重人乘正法和佛法在生活中的活泼应用，在现实人间的建设中提高精神境界，升华生命价值，表现出佛法入世间而又超越世间的根本精神，改变传统中国佛教片面注重出世间的倾向。太虚大师主张的“依人乘果趋向佛果”的大乘渐教、今菩萨行，中国佛协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即具备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统一的性质。

所谓系统性与简易性的统一，意谓在教义的阐述上须具系统性，包摄全部佛学的精华，按内在逻辑组成严密的结构，避免烦琐、玄虚，片面散漫，精简纷繁名相；在修持法门上须简易切实，适宜快速生活节奏中繁忙的现代人修学。佛学典籍山积尘封，仅汉文佛典已超过二万卷，加上梵、藏、巴利、日文等佛典，一个人纵使毕生专攻，亦难尽览，何暇修证。现代人需要的，不是将佛法愈演愈繁，而是将其精华浓缩而又浓缩，深入浅出，以尽量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述，使人易于掌握运用。

再次，现代佛学的建立，还须立足于本有传统。

一种在当地能经久流传的佛法，如中土的禅净二宗，自有其能适应本地时机的深刻根源，不可轻易废弃，舍本外求，只宜在原有基础上，吸取其它地区佛学的所长，改革充实，根据以上原则，笔者认为，中国佛学的重建，目前应着力解决四大重点问题。

1、 基础佛学的建立与推广

针对传统诸宗之学或过于偏专、或过于玄深等缺欠，急需建立和推广既浓缩了全部佛法精义，又联系现代知识、用现代语言表述的统一的基础佛学。这种基础佛学，应主要宗依经藏，广摄诸宗，系统、完整、全面地表达出全部佛法的教义体系。其内容，应以基础教义(缘起法、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一实相印，三学六度四摄等)为根本，发挥演绎的诸宗之学为枝叶。表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依上述原则，编写一本篇幅适中、高水平的佛学概论书，作为佛教院校的统一教材，流通教内外，作为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学习佛学的入门教科学。此外，以《佛典精选》、《佛言祖语》等形式，按全体佛法的内容和系统，精选原典，提供给广大佛教徒阅读，亦属必要。

2、 修学次第的建立

针对传统佛学尤禅净二宗修学次第不大完备的缺点，建立诸宗共通及不共的修学次第。其内容应在五乘共道——人乘正道的基础上，建立十善等天乘道和三学、三十七道品等三乘(声缘，缘觉、菩萨)共道，六度四摄等大乘道。以发向善心、出离心、菩提心三心为本。三心的发起，可吸取藏传诸宗的四共加行道，观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业因可畏、轮回之苦、学佛之利益，吸取藏传诸宗修四无量心观及自他相换、七重观察等发菩提心之修法。还应针对传统佛教未能分清出家、在家修学道的弊病，分述出家、在家二众的不同修学次第和修学内容、修学重点，建立青年、老年、妇女，知识分子、农工商干等各类人学佛的法则、次第。

3、 在教、戒的基础上，稳建禅净密诸宗

佛法的旨归，终在了生脱死。而即生了生脱死的圆顿法门，无过于禅、净、密三门。此三门皆依佛陀的果地功德而建立，皆属密法，是汉藏传统佛学的精萃，尤其禅、净二宗，为最契汉地学人机宜的法门，至今仍最具生命力，必须继承弘扬。然应针对汉地学人习禅，净、密忽视基本教义的学习和发心持戒等诸乘共道的弊病，将禅、净、密稳建于教、戒之上，严格修学次第，强调无论修学何宗，皆须先闻思经教，得正知正见，真实发菩提心，受持三皈五戒，完善物质、精神、伦理的生活，先学做好人，然后才谈得上依秘密圆顿法门明心见性、即生解脱。禅宗法门，应针对当今学人根机，巧设参禅门径和传禅技巧，参考心理学、超心理学，汲取藏密大手印、大圆满之方便，摄取气功，广开多种禅门，不宜死拘参看话头公案之一法。密法的修习，应强调严循次第，备足资粮，从显入密，发心真正，师承真正，先肃清为得神通、逞异能、作人师、敛钱财、抱明妃及贪图便宜等不正发心，净持显密共戒和秘密三昧耶戒，严禁将密法作为一种气功来传授和依止气功师修学密法，以防学人误入歧途。

4、 应用佛学的建立

应用佛学，指将佛法的原理和修持方法如禅观、忏悔等落实于现实生活，运用于学习工作、教育、人体科学研究、心理治疗、管理、体育、气功、养生、文学艺术、武术、军事、娱乐、旅游、企业管理等各种领域，将佛法与世法打成一片，提供给世人以在生活中活用佛法的方法技巧，使佛法在千百万人的实用中发挥其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海外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应大力提倡，多方实践，创立各种佛法应用学，作为现代佛学的重要内容。

依以上原则和重点而建立的佛学，大概能与时代人心相协调，成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世界佛学。这种新佛学的特质，可大略总结如下:

以全部经教所示佛陀的整体思想为本源，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佛学的精华，摄取吸收藏传、南传、日本、欧美等地佛学之所长，在系统全面、高度浓缩而又简明通俗的基础教义之阐述上，建立以发达人生为本的人间佛教的修学次第，教人在生活中活用佛法，修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行，净化自心，获得安乐，在此基础上稳建禅、净、密，提供给人们一种既能现世获得利乐，又能即生了脱生死的安乐易行之道。愿有志者，有关部门为建立这种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而共同努力，以响应时代，报答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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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虚大师全书·人生佛教开题代序》

[2] 《太虚大师全书·佛陀学纲》

[3] 《太虚大师全书·新与融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