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弃圣绝知，无欲无为——道家学说对人生的淡化和改造

　　如果说儒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生重点在于优化和改造，那么道家对于人生，重点则在于淡化，并尽量减少人们的社会属性，使之回归“自然”。印度佛教倾向于彻底扬弃社会人生的“涅槃”，这样的精神状态与儒家的差距相当大，与道家也有一定的差距但着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差距就逐渐缩小。禅宗的“明心见性”，在唐宋以后几乎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同的目标。虽然如此，儒释道三教仍各有其特色和属性不相混淆，从古至今，道家思想对人们仍有极为强烈的吸引力。

　　佛教把人类社会看作“五浊恶世”，但可以作为通往净土的“修道院”；儒家把当时的社会看作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乱世”，但通过圣君贤臣们的努力，行“圣人之道”，可以把这个“乱世”改造成为“升平世”，乃至“大同世”，道家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与儒家差不多，但在方法上却大有不同。道家认为“圣人之道”非但无益于世，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恶果，如老子所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有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家治世的方法是“无为”，对这个“无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静，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只有无欲无为，社会才有安宁之日。对于社会人生，道家为什么不赞成儒家仁信忠孝节义这一套“圣人之道”呢？道家的看法是没有法，这一套是没有用的，往往适得其反。老子认为“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而仁信忠孝节义这一套是沽名钓誉的，仍然是一种“欲”。庄子更为激烈地说：“田成子一旦弑齐君而盗齐国，所盗者独其国邪？并与圣知之法而盗之……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庄子还进一步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所以道家从根本上就不赞成人类智慧的发展，认为人类智慧所派生出来的仁义礼智信及工巧技艺等全是乱世的根源。庄子说：“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企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所以道家坚定地抱着“弃圣绝知”的宗旨，向往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古朴原始生活。

　　不要认为道家思想太悲观太落后了，在人类智能极度发展的今天，在人口爆炸、生态危机和核威慑的今天，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命之网都受到人类这个极度扩张的智能社会的威胁而处于或存或亡的十字路口上。如果人类不在人口、科技、大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上紧急刹车，寻找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效方案以转变人类社会运行的方向，人类的处境在未来的世纪中是不会令人乐观的——这一切，现代生态学所发出的警告已经够多了。以这样的角度来看，道家学说的“弃圣绝知”、“无为而无不为”就有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人类的根本属性，一是欲望，二是智慧，两者结合在一起，在地球上建造了一个值得人类骄傲的社会文明。欲和智，是难以分割地含藏在社会的每一个健康人的身上。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正是因为这个欲和智，把人类社会污染成了佛教所描绘的那个“五浊恶世”。所以道家的“弃圣绝知”、“无欲”、“无为”正好与佛教修行的方法一致，特别与后来的禅宗方法一致。

　　要把一个有欲有知的人改造成为无欲无知的人。其难度与把牛马变成人差不多。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和社会中，寡欲尚有可取之处，也为不少“强者”所奉行。但彻底的无欲无知，岂不是等于自取灭亡吗？这的确是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而去尝试的。道家认为，这样自然就与道无缘了，神仙不好当啊！

　　其实，“弃圣绝知”、“无欲”、“无为”，仍然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使精神从表象回归于本体和本原的必由之路。人们之所以离精神的本体和本原状态越来越远，根子在于人的社会性。仁信忠孝节义和贪嗔痴慢疑，只不过是社会性的善恶两面罢了，都是社会赋与人们精神的属性，而不能超越。道家看破了这一层关系，所以才坚定地格守“弃圣绝知”、“无欲”、“无为”这样的信念，只有把这种种社会属性剥落，才能回复到精神的本体和本原状态中。

　　与佛教相比，道家对于这种回复的过程尚不愿走到底；印度佛教对人类的社会性是彻底否定的，而道家立足的是中国社会，其学说的重点在于对人类的社会性，也就是人生的淡化和改造。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达到“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道家的“弃圣绝知”反而成了治世的方略，并在西汉初期得到了实践的有效证明。

　　道家学说在历史上曾有从老庄、黄老到道教的演变过程。老子的《道德经》虽只有“五千言”，却兼具了入世和出世两个方面，并受到历代王朝的欢迎和运用。庄子的出世思想比老子强烈得多，也走得更远，所以谈不上治世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庄子对人生的淡化和改造上，对人的社会性的批判和扬弃就更为独到深刻，虽没有形成佛教那种博大系统和严密的体系，但却沟通了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并且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催化剂，而且是中国禅宗的源头之一，禅宗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都可以在庄子中见到其雏形。

　　道家对人生的淡化到底要走多远，在中国历史上，那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的。清心寡欲，放弃对名利的追逐是其根本特征。有的人隐于山林，有的人隐于田园，有的人隐于闹市，当然也有隐于官宦的。刻意的隐居，反而成了一种新的心理负担了。

　　隐居，是淡化人生的一种外在形式，而内在形式，则是对内心物欲的清扫。对此道家没有佛教那种博大严密的体系，却有其相当可行的方法。无知无欲无为无能等等，对稍知中国思想史的人来说，对道家这一套并不陌生，但这一切不是学问，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心态，真正的道家人物，的确是以这一套作为修行和实践的准则。尧舜时的许由、务光，孔子时的楚狂、桀溺、荷蓧丈人，汉代的严光，晋代的陶渊明等，都是以无知无欲无为无能来要求自己，并生活于其中。

　　这种对社会物欲名利的淡化和清扫，是否就失去了一切呢？不！失去的只是物欲和当时的名利，而得到了心灵的祥和安宁和人格的完美。物欲名利，往往如同精神上的疮痈，疮痈一去，这个精神自然也就美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成就，往往与道家这一套思想分不开，他们的创造灵感，往往也来源于对物欲名利的放弃和回归自然时所得到的那样一种人格美和自然美。当然，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结构演化为儒禅互补结构以后，道家的这种风格，就转移到了禅宗的身上。如果把禅宗与庄子作一番直接的内在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血源关系。如禅宗讲“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庄子讲“弃圣绝知”(与老子的“弃圣绝知”相比，庄子要彻底得多)；禅宗讲“顿悟”、“豁然”，而庄子讲“朝彻”、“见独”；禅宗讲“顿悟成佛”，庄子讲“即人而天”；禅宗说墙壁瓦砾是“古佛心”，庄子说蝼蚁、稊稗、瓦甓是“道”……太多了，如禅宗的公案机锋棒喝，也可以看作是从庄子的“寓言”、“卮言”经魏晋名士如 《世说新语》那一类语言行为方式的演变。甚至圭峰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所列举禅宗的三种层次，在庄子中也有相应的表露，如“息妄修心宗”与庄子的“吾丧我”、 “坐忘”、“心斋”相类；“泯绝无寄宗”与庄子在《知北游》等篇中描写的“无为谓”、“无穷”、“浑沌”等相类；“直显真性宗”则与庄子笔下众多的隐者乃至残疾人相类。如果对禅宗和庄子不带偏见地细加体会，就会发现禅宗和庄子不论风格、神韵和方法竟是那样的接近，只不过禅宗披上的是袈裟，而庄子披上的是道袍。

　　最有趣的是禅宗的“印心”、“传灯”与庄子的“得道”、“知道”竟也如此的相似。禅宗的“禅”是“千圣不传”，是“不可说”的。老师的责任是“指月”，而“见月”必须学生自己“见”。这种传法的方式，庄子也有表述，在《天运》篇中，庄子假借老子指导孔子说了如下一席话：

　　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得道”呢？也在这一篇文章中，庄子仍然假借老子指导孔子的话说：

　　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鸟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乎！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这简直是一篇典型的带有机锋转语的禅宗公案。如沩仰宗的香严禅师开悟时对仰山禅师说的那首偈语：

　　我有一机，瞬目送伊。若尔不会，别唤沙弥。

　　这与庄子所表达的毫无差别，马祖说：我有时要伊扬眉瞬目，有时不要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是，有时扬眉瞬目不是。再如德山禅师隔江摇扇，天龙禅师竖一指，乃至于鸡叫狗咬鱼游，在那些非社会、非思维、无理性进入的那种种精神状态，就是禅或道的本身，也就是精神的本体或本原。如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的“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而且对这一理会也必须泯灭，因为道一成为“可道”之物，就“非常道”了。禅与庄子是如此地相类，无怪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说，禅宗之启迪于庄子，无异庄子之启迪于禅宗。

　　总之，翻开中国思想史一看，儒家内有不少佛道的内容，道家内有不少佛儒的内容，佛家内也有不少儒道的内容。这一切毫不奇怪，因为人心是相通的，思想是相通的，生活是相通的，社会也是相通的。只有通——无鸿沟、无壁障、无间隔，才能容纳和吸收，才有发展和演变。通就是禅，就是道，就是心，就是人们无污染的精神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