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佛教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後，进入了宗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唐代政治统—，经济繁荣，长安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镇所在。佛教也综合南北思想体系，八宗相继成立，大德辈出，译事发达，义学空前活跃。
　　在佛教发展的这个重要时期，唐代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如何?在佛教的日趋鼎盛的过程中起了哪些历史作用?这些问题颇值得探究。本文对唐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武宗等几个重要时期的帝王与佛教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论述，同时对其它诸帝也做举要式的说明，兼论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由於二百九十多年的唐王朝，二十几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错综复杂，前期舆稍晚迥然不同，说清这些诚非易事，尚待才家通人不吝赐教。

　　二、唐高祖与佛教
　　(一)草堂寺为子祈疾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618———626)早年信仰佛教，在隋炀帝大业初年当时他为郑州刺史，曾为其子李世民在草堂寺祈祷身体康复，当时李世民才九岁(《全唐文》卷三载有傅堂寺为子祈疾疏)),後来李世民的病好，他认为这是三宝加被，便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寺供养。这则资料表明了他早年对佛教的态度及看法。
　　(二)在京城设十大德统摄僧尼
　　为了加强对僧团的管理，唐高祖即位後便想用行政力量来精整山门，於武德二年(6(619)，於京师设十大德统摄僧尼。《续高僧传》卷十一《保恭传》上说：“武德二年，下敕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乃举十大德统摄僧尼。”十大德的设置，纲纪教团，有效的维护了僧尼利益，同时也对僧团进行整顿。保恭、慧固等人都是望重教界高僧，深得大众的钦敬，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诸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同上传)
　　(三)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   
　　唐武德元年(618)，於朱萑门南通衢上，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一时沙门、道士云集。同时於并州，立义兴寺。《续高僧传》卷十九《智满传》上说：“武德元年，乃韶满所居宅；为义兴寺，四事供养，一出国家，至三年，已满德为物归，道声更远”。智满为当时“化宗所被，归宗如市”的高僧。由於北蕃南侵，曾韶敕选二千僧尼编民入伍，但智满所居寺院，高祖又特放许：“满师一寺，行业清隆，可非简例”。不难看出高风亮节的智满为帝室所重。同年又在太原立太原寺，于华阴立灵仙寺，京城立会昌寺、证果尼寺、来仙尼寺，又为太祖帝後等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躯(见《法施珠林》卷一百)。《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法周传》上说，当时以感通神异著称的沙门景晖曾预言高祖当承天命，多与谶符，为立胜业寺．又沙门昙献於隋末设粥救饥民，为其建慈悲寺(见《两京新记》卷三)。另据《唐大韶令集》卷113《道释》记载：“武德二年(619)正月，高祖还曾下韶，要全国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的三个月裹，不得行刑屠钓，永为国式，韶文曰：“……释典微妙、净业始於慈悲。道教街虚，至德其残杀”。
　　以上所述，我们看到唐高祖李渊崇佛的种种行径，无论建寺安僧，加强对僧尼的管理等方面均有建树，但由於开国伊始，政务繁多，征战未休，没有更多的去考虑宗教问题，晚期政局稳定，开始制定佛教政策，显露要从政治、经济上限制纯化佛教的意向。
　　(四)《沙汰僧道韶》清整教团
　　唐初的佛教势力雄厚，教团力量也十分强大，当时的僧尼20万，享有不纳税，免兵役，不受俗法治理及不拜君亲的种种特权。僧团内部龙蛇混杂，出现许多不法现象。寺院拥有众多的土地及佃户，从某种程度影响了国家经济。故规定道，僧诵经、受戒者道士与僧给田三十亩，女冠与尼给田二十亩，企图从法律上限制僧道的占田数量(见《唐六典》卷三)．在政治上，当时太史令傅奕数次上疏高祖清除去释教，他是唐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佛教的人。据说，他曾把魏晋以来反佛者的事迹编集成书，题为《高识传》十卷，用以宣传反佛思想．武德七年(624)上书说佛法害国，六朝的梁武、齐襄足以借鉴，其人好老庄，又尊儒学，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反对佛教。资料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在《全唐文》一百三十三卷载有傅奕《请废佛法表》以十—条建议来废除佛教。傅奕的疏文传出来之後，在佛教界引起极大震动，法琳做《破邪论》，虞世南为之序，来反驳傅奕．同时沙门普应、慧乘也纷纷著论进行反击。双方辩论激烈。武德八年(625)，高祖下韶叙三教先後，“老先、次孔、末释”。武德九年，高祖下韶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思，其诏书曰：“朕惟佛教之兴，其来自昔。但僧尼人道，本断俗缘，调课不输，丁役俱免。理应尽形寺观，履德居真，净命释门，清身养素，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条犯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利教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虽有严科，违者都无惧犯，以此详之，似非诚谛．今欲散除形像，废毁僧尼，辄尔为之，恐骇凡听，宁子明言，可乎不可?(见《法琳别传》大正藏50卷P200下)建成上疏为佛教声辩，群臣的意见不统一，最後下诏书沙汰僧尼及诸道士。诏曰：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见《全唐文》卷三)
　　很明显，由於寺院的职能倒退，部份僧尼行为腐化堕落。唐高祖的《沙汰僧道韶》和傅奕的《清除佛疏》，两者的出发点，是迥然不同的。傅奕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佛教，而唐高祖则是为了。正本澄源，是因为看到少数位僧尼不能用功办道，部份寺院生活杂滥，大有倾毁妙法的危险。他为了沙汰滥伪寺僧，纯化僧团，才下韶书的。而对精进练行，持戒严谨，则国家供养，达到长存妙道，永固福田的目的。然而这项措施。在教圍方苎也起到一点效果。据《新唐书》和《资治通劝记载，高祖下韶沙汰僧道，是在武德九(626)四月，同年六月又下韶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见《唐会要》卷477的敕文)。等於宣布撤销《沙汰僧尼韶》，《旧唐书》卷—《高祖纪》上则说“事竟不行”。
　　唐高祖对佛教的政策十分微妙，他深知“宽严皆误，”一边建寺造像，一边清除伪滥，限制僧尼数字发展，后者则对唐太宗启示很大。

　　三、唐太宗的佛教政策
　　宋人欧阳修修认为唐太宗对佛教极为崇奉，弘赞教法，而近人汤用彤则主张，在唐代诸帝中，太宗实以不信佛著称。对唐太宗和佛教的关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径庭？原因在于唐太宗本人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就存在种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百业俱兴，制定了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基本蓝图。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对唐高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经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对唐代佛教兴衰有重大影响。本文试从对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对其人与佛教的关系加以剖折。
　　建寺、设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贞观三年(629)，就舍通义宫为尼寺，《全唐文》卷九《舍旧宅造兴圣寺诏》上说：“……朕丕承大实，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为战阵立寺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地，修建寺庙，借助三宝力量荐拔亡灵。诏书曰：“……日往月来，逝川欺斯远。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与寐，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管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者，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火宅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见《全唐文》卷五)为战争当中敌我双方阵亡的将士建寺起度，充分显示了太宗的冤亲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这道诏书的旨意，于如下的七个地方修建寺院，于晋州(破宋金刚处)立慈去(褚遂撰碑)，于汾州(破剑周处)，立弘济寺(李百药撰碑)，于邙山(破王世充处)立昭觉寺(虞世南撰碑)，于洛州(破剑黑达处)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战争重地，起到取慈去杀，净化人心的作用，同时还给赐寺院大量土地车、马等。不仅在战地上修建寺宇，还为他在征战时所杀的将士“建齐行道”。《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齐行道诏》上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战，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难用胜纪，……窃以如来圣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杀害为重。……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後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齐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宏济。灭怨障之心，趋菩提之道。”太宗为征战之际所杀的人建齐行道，依仗三宝功德，永离万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还有唐太宗《为已故礼部尚书虞世南齐僧诏》，其时齐僧五百，造佛像一躯。
　　经过隋末战乱的风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击，寺宇破败，僧尼锐减，唐太宗每思之则良用慨然，因此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上说“二乘结缘，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者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全唐文》卷八《诸州寺度僧诏》双：“……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可见唐太宗对振兴佛教出力颇多。”“度僧立寺，”“广事弘持”。在度僧当中严格规定官度，并有一定的限度，维护山门的庄严，功不可没。当时共有寺3716所，度僧尼18500人。
　　(二)敕颁《佛遗教经》及礼敬高僧
　　为了进—步对佛”情深护持“，他还专门下韶，颁发《佛遣教经》。《全唐文》卷九《佛教经施行敕》上说：”……《遣教经》者，是佛临涅槃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多写经本，务在施行…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
　　如此一来无论京官、州官、人手一册《佛遗教经》，凭以监督。检查僧尼们的行为是否舆经相符。如不符者，则进行公私劝勉，以使佛门纯净，宏阐圣教．为护持正法，唐太宗可谓功绩可嘉。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也特别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结果朝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备至；贞观九年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辛大臣亲往吊祭。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与玄奘的关系。玄奘从印度归国途中，到了於开，上表太宗。太宗立即韶复玄奘：“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舆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己敕於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见《全唐文》卷七昭玄奘还至於阗国进表韶))。玄奘到洛阳，太宗立即“别敕引人深宫之内殿……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於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玄奘在会见时，请求搜擢贤明，组织译场，太宗对玄奘说：“……造宏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见《大正藏》卷五P253)。这样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後，延请知名高僧如道宣、神泰、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等相敷十人，襄助译事，大臣於志宁，许敬宗，杜正伦也参与了译事。玄奘在弘福寺建立了规模宏大译场，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事业。贞观二十年(646)玄奘把他撰述的《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韶答(见《全唐文》卷八《答玄奘法师进书诏》)。太宗又亲为玄奘所译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民仰德而知道。(见《全唐文》卷十)。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於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滏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见《大正藏》五十卷P454)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扬、凉、益九州，以辗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同年慈恩寺落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人住。别造译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之职。玄奘移居之日，真太宗及皇太子等亲执香炉临送，场面庄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及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叹相见恨晚，不能广做佛事为憾。
　　以上两则不难看出由於多种原因，使唐太宗对佛教产生了信仰，他曾在《弘福寺施斋愿文》裹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的最终追求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裹，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要以度生为己任，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圆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销，愿力无尽。(见《全唐如卷十)，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佛教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寺宇重辉，僧尼得度，译事隆盛，宗派争鸣，一派生机的景象。
　　(三)抑佛点滴   
　　唐太宗即位初年，及至晚期，对佛教的态度有些矛盾．上述的则是。护法情深的帝王，然而他也对佛教采取—些抑制措施。《全唐文》卷八《贬萧禹手韶》上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於释氏，简文锐意於沙门，倾帑藏以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庭．…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虚报施之微，何其谬也梁武帝的後裔萧禹信佛，太宗下韶贬斥。在这道韶书裹，太宗又郑重声明，佛教不是他所尊信，又举梁武帝等人奉佛的结果。”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不但如此，还在实际行动上限制佛教，抑制佛教。在即位之前，又将洛阳的寺院焚毁，凡曰道场，尽为消除。即位之初，又多次检校僧团，清肃非滥。对於一些非官度僧尼，都处以极刑。其中虽也有韶令天下度僧之举，然而度僧数字限制极严，强调。总数以三千为限。，被度的对象“务须精诚德业，……若官人简练不精，宜绿附殿失，但戒行之本，惟尚无为”。对假慕沙门，妄称神通，以不法方式谋财者，皆以刑罚，“务使法门精整”(见《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韶》)。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用行政力量来干涉佛道之争，强制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韶》，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严正宣布，“自今以後，斋供、行立，至於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全唐文》卷六)。发生在贞观年间的道先佛後问题争论，就是围绕着逭道韶书展开的．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请求太宗收回成命，结果智实被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法琳被贬至死(见《全唐文》卷六《诘沙门法琳韶》)。
　　(四)唐太宗奉佛、抑佛之剖析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前後矛盾，实际上他的作法舆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思想界，佛教至唐初已有六、七百年的发展，已与中国古有文化相协调，拥有众多信众和社会基础，佛学理论远远超过儒道两家。轮回、报应的观点更使人归仰如市，影响巨大。在政治上，一些士大夫也纷纷皈依佛教，著名的士族如萧禹、萧琼、李百药、杜正伦、岑文本、虞世南。杜如晦、裴寂均崇佛虔诚。当傅奕反佛之时，萧禹等人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在经济上，僧尼享有免租役等特权，僧尼寺院数字激增，并拥有众多土地和劳力，影响了朝廷的收人和兵役来源。诸多原因使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道先佛後的争论实际上是坚持唐高祖自称为李聃後裔的说法，提高道教的地位，是因为。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是他的始祖，更重要的是借道教始祖的後代来提高李唐皇室的声望，以与那些自高门第，妄自尊大的山东老牌士族相对抗。所以表面是道先佛後的宗教问题，其中有复杂的民族及政治问题。其目的是有利於唐王朝的统治，这—点也无可厚非。
　　在控制建寺度僧方面，我们知道在太宗时代。唐王朝尚处百业待兴之际，隋末大起义的酶击还伤痕累累，其时全国户不满三百万，大量土地荒芜，苍茫千裹，人烟断绝，鷄犬不闻；道路萧条。(见《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所以对雄材大略，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来说，增殖户口，发展农业生产，乃是当务之急．如此—来，对寺院滥度僧尼特别敏感，严格控制寺院僧尼的数字。禁止私度，这都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得不采取的抑制之势。
　　对过去僧尼干涉政治、造反等等弊端，他也警惕不懈，所以又特此修订寺院规章制度，使僧尼必须遵守。总之，他只所以对佛教采取—些限制政策，是力求消除或尽量缩小佛教对国家的不利作用。同时又极力提倡佛教的慈悲、济世。报四重恩的宗旨，来发挥佛教有助於王化的作用。他韶令在战场建寺，设斋行道，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唐太宗征辽失败後，对佛教更是信仰弥深，这也与他推行休养生息、贞观後期经济出现繁荣的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趋向缓和有直接关系。因此身为帝王的唐太宗有其信佛与抑佛的两面，一些抑佛的措施是为有利於他的统治，同时也以君主的身份来整顿教团，提高了僧尼的素质。贞观年间高僧辈出就说明了这—点。  

　　四、武则天舆佛教关系概观
　　(一)武则天舆《大云经》  
　　武则天母家出身杨隋皇室，世代奉佛．其人也特重佛法．在封建社会女人当皇帝，从儒家的立场来说难以接受，因此她想要通过—切手法来获得政陇，必须要在舆论界制造气氛。对符瑞圃知兴趣极大，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伪造瑞石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见《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後》)。武则天见後兴奋非常，称其石为“宝图”。六月又得瑞石於汜水，也暗示女子当成帝王。在689年，当时沙门怀义舆法朗等人撰《大云经疏》说她是弥勒下生，在阎浮提称主。然而《大云锄在此前已有几种译本，只是本文有女主的文字，怀义等人才注疏上表。同年九月，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曰“周”，改元天授。《旧唐书》卷六《则天本纪》上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云，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武後当即下诏颁《大云经》於天下，在各州郡建大云寺，度僧数千人。此後武则天对佛教极力提倡，表现出强烈的护法热情，如在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彻底改变太宗时道先佛後的政策。关於这一点在《全唐文》卷九十五上说：“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实偈之久，……大法阐奥，明王国之祯符……驭—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训人!受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自今已後，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布告遐迩，知朕意焉”。(见《释教在道法之上制》)
　　《新旧唐书》所说沙门的伪造的《大云经》现已无从查考，而在北凉昙无谶翻译的《大云无相经》裹则谈到了女人称王的事，如“……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言天女!汝以是因缘，…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王轮……”。又说：“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即承正，威伏天下，合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分别见《大正藏》十二卷P1098、1107)这段经文被武则天看做是佛对於她当王的授记．并且，怀义。法朗等为《大云经》进行注疏。说经裹所指的女王就是神皇武後．武则天对撰疏的云宣等九人别赐爵县公及赐紫色袈裟。并且在天授元年(690)十月，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藏《大云经》．请义学沙门登座讲解卜(见《资治通鉴》卷204《唐纪》20《则天後》)又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支译出《宝雨经》十卷，再次谈到有位“故现女身的菩萨，为自在主，统治天下。”故在圣历二年(699)经》十卷《华严》译成，武後亲为制序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展披详；《宝雨》之文後及”。在《大周新译圣教序》也说：“甘露之旨既深。《大云》之喻方远。”《大唐圣教序》还说。重开甘露之门，方布《大云》之荫。(以上均见《全唐文》卷九十七》。
　　可见武则天的称帝，与《大云经》及《法雨经》的预言记载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她之所以对《大云经》及化教的重视也不难理解，主要是《大雲经》等在佛教上为她武周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重视《华严经》
　　武则天时代以前，《华厳经》曾在晋代有六十卷的译出，她听说晋译的不全，於是派人去於阗取回梵文全本。 并亲自组织这部经的译经活动。 由实叉难陀担任主译。梵僧战陀提婆译语。法藏笔受，复礼缀文，圆测、弘景等人证义，女皇本人也亲自参与。证圣元年(695)，於洛阳大遍空寺开始翻译，  到圣历二年(699)十月翻译完坒，共八十卷，亦稻唐译华严。武则天对重译《华严经》十分重视，在她的统治时代，形成了以此经为理论根据的华严宗，并且亲自为新译《华厳经》撰写序言曰：“……华严经者，诸佛之密藏，如来之性海，梘之者，莫识其指归，挹之者，莫测其涯际，有学无学者，绝窥觎，二乘三乘，宁希听受……一句之内，包法界之无边，一毫之中，置刹土而非隘。……敬译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顿教普被於无穷，方广真诠遐该於有识……(见《全唐文》卷九十七)。
　　上边的序言字裹行间道出了《华严经》核心大义。也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此经也研习有素．长安四年(704)敕众僧於内道场，建华严法会。著名华严大师法藏亲自给武则天讲解此经。由於经中的六相，十玄的玄理使她茫然，法藏以殿前的金狮子为喻，如是重重无尽道理方才豁然，这就是有名的《金狮子章》。
　　(三)、对禅师的礼敬
　　谈到武则天舆佛教的关系一定会提及她对禅师的礼敬。尤其对两京法王，三帝国师。的北宗禅匠神秀，深深仰慕。神秀在当时北方名声大振，“四海缁徒，向风而靡，道誉馨香，普蒙熏灼”，为一代禅宗耆宿。武则天於长安年中(701——704年)请神秀到京师魄说神秀已95岁)，神秀“肩兴上殿”，武则天“亲加跪拜，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敕於昔住址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自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計”(以上引文见《宗高僧传》卷八《神秀传劝。不仅对神秀如此，对南惮的慧能也表敬礼，派人礼请，慧能托病不出，只将得法袈裟请到长安，内道场供养。在武则天的政策下，无论长安，还是南方。掸宗风靡各地，禅师辈出，对掸宗的弘传发展，厥功其伟!
　　(四)、集僧尼之资造像   
　　长安四年(704)夏，四月，武则天决定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马陂，铸造一尊特大佛像。因为造像工程巨大，耗资甚多，光靠朝廷出资有困难，於是希望所有僧尼集资修铸，很快收集十七万。她自己也出脂粉钱二万以助其事。虽然此时有内史狄仁杰等人的陈词反对，终无济於事。大佛的建成虽然花钱很多，但其作用难以估计，建造大佛对在民间推广佛法，树起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净化人们的心灵，维护社会的和平等等都有其历史作用．况且造像之资大都出自寺院及僧尼之间，非出白宫府，无论朝野或民间对僧尼的看法的改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苏环传》上说：“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当大佛建成之後，武则天率“百僚礼祀”。又在《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後》上说：“……禁断天下屠杀”。此项规定持续了八年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杀生。对佛敎的慈悲戒杀的主张在民间的普及，以及在群众中提倡慈悲的观念，对治国治人都大有好处。
　　(五)、余论
　　佛教在武则天时代不但得到了全面恢复。同时有了长足发展，首先改变了太宗时期的道先佛後政策，使佛教处於国教地位，。弘五戒以训人。即是明证。建寺造像度僧也不遗余力。一时出现了。裹苍动有经坊，环贵亦有精舍。(见《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的情况。大云寺遍及州郡。在她统治期间，佛教的华严宗、禅宗。唯识宗、律宗纷纷趋於鼎盛，一时高僧如林。华严宗的法藏深得武後的礼敬，再译华严，功德无量。唯识宗的玄奘、窥基活跃在佛教界，不仅传译了大量典籍，同时撰写了大量的佛学著作。律宗的始祖佛教史学家道宣也弘化此时，协助奘师译经，归隐终南，撰述律著等值得称道。禅宗的慧能，神秀，武则天均非常仰慕，禅宗在南北两地更是遍地开花。净土宗的善导也在武则天时代创宗立说，举扬净土。天台巨子智威，佛史学家道世都是此时的名德。同时译事发达，著名的译师如菩提流支，实叉难陀，义净等大师均译著等身，为宗派的创立，佛学争鸣，做了理论及文献上的准备。唐代是佛教的黄金时代，而武则天时期，在她的支持下，佛教思想理论走向成熟，宗派林立，佛教的社会地位较高，可以说武则天时代是唐代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五、唐玄宗的抑佛
　　中兴唐朝的玄宗李隆基，在他继位的开元期间。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玄宗的统治时期(713---755)，主要在开元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文化日益发达繁荣，在宰相姚崇的建议下，开元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用人唯贤，刑赏得当等等，促进了社会发展。开元之治。即指此一时期。到开元後期，尤其是天宝年间(742---755)，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日益深刻尖锐，终於发生安史之乱，唐朝从此走向衰落。
　　唐玄宗对佛教的政策，配合其政治改革的需要，对佛教采取限制发展的措施，虽然舆密宗因缘较殊胜，但总体上佛教在此时处於被限制的状态。
　　(一)、玄宗舆开元三大士
　　开元期间，先後从印度来了三名梵僧，即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佛教史上称他们为“开元三大士”。经过他们传译经典，弘布密法，在开元期间创立了密宗，这是在玄宗在位时期唯一成立的佛教宗派，跟玄宗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善无畏(637——735)，原为中印度的贵族，後出家为僧，曾於那烂陀寺学习密教。开元四年(716)来到长安，玄宗久闻其名，遣将军史献出玉门关等候迎接。深受玄宗的礼遇，先住兴福寺，继敕住西明寺，宁薜诸王都一一降礼钦重，严饰内道场，尊为教主。开元五年，玄宗韶敕善无畏於菩提寺开始翻译经典。开元十二年，又随玄宗人洛阳，住大福先寺，先後於长安、洛阳两地译出密宗典籍多部，共十余卷。影响最大的是《大日锄七卷，相当於密宗的宗经，密宗的基本理论都包括在这部经裹了．开元二十三年(735)，善无畏示寂，赠鸿胪卿。
　　金刚智(669--741)，南印度人，婆罗门种，自幼出家，先习经律，後专密教。开元八年，(720)来到长安，玄宗敕迎住慈恩寺，寻徒荐福寺，所住的寺院必建大曼茶罗、灌顶道场以度四众。义福一行惮师及不空三藏皆行弟子礼(见《宗高僧传》卷一《金刚智》)。开元十一年敕金刚智於资圣寺翻译密教经典，主要译有《金刚灌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綳四卷等。开元二十九年示寂，玄宗敕赐“国师”称号，代宗时又赐“大弘教三藏”。
　　不空(705——774)，北印度人，婆罗门种，自幼来中国，年15岁。礼金刚智为师，20岁在广福寺受戒，旋即奉诏参与金刚智的译场，协助翻译密宗经典。开元二十九年，奉师命赴五印度及狮子国，寻求密藏梵本。天宝五年(746)返回中国．据唐圆照《贞元释教绿》卷十一记载，不空共译出密教经典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主要译有《金刚顶经》三卷，为密宗重要典籍。天宝五年玄宗请不空住进鸿胪寺，并在皇宫为玄宗受。五部灌顶”，成为玄宗的戒师。在玄宗、肃宗。代宗时期，不空备受尊崇。开元三大士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不空，密宗也在此时正式成立。在玄宗时期，密宗的另一主要人物一行禅师，协助善无畏翻译《大日经》，并撰《大日经疏》敌二十卷，成为密宗的重要著述．圆寂後被玄宗赐谧为“大慧禅师”。上述几人当中，不空深得玄宗的亲信，多次在宫廷主持密坛法会，祈福消灾等，还经常在皇宫讲。“仁王般若经”。不空本人具有—些神通，如祈祷。咒术均能应驻，玄宗时期敬重密宗，跟开元—大士本身的卓越的功能有关，也反映帝王奉佛现实的—面。
　　(二)、奉佛余说
　　开元十八年(730)两京崇福寺僧人智升进所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玄宗敕人大藏。
　　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又将他《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对此，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相张九龄等人上表祝贺，玄宗复韶曰：“僧徒固清，欲以兴起，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请颁行，仍虑末惬”(见《全唐文》卷三十《答张九龄等贺御注手韶》)。不鲢出玄宗对《金刚经》的研究还颇有心得。
　　开元二十六年(738)，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开元二十七年(739)，敕天下僧尼，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天宝三年(744)四月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手铸金铜天尊及佛像各—躯，分送开元观、开元寺供奉。
　　以上的几条资料都清楚的表明，玄宗对佛压抑的同时，也有提倡的—面，只不过在政策上加强了限制而已。   
　　(三)、沙汰僧尼、禁建寺院
　　佛教在武则天时代得到迅速发展，宗派相继成立，寺院、僧尼数字猛增，寺共有4000所，占有大量土地，虽然土地来源多种多样，但众多的僧尼则享有免租税等一系列特权，寺院经济的膨胀，及修寺院费用的钱财，数以万计，严重影响了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经济．玄宗时期，据《旧唐书》卷四十三祠部记载：寺院有5358所，僧尼126100人。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阻止寺院和僧尼的过度发展。首先，下韶淘汰僧尼伪滥者—万二千人，并令还俗，敕百官勿得创寺，民间勿得铸佛、写经。又下诏说：“僧尼数多，俞滥不少．先经磨勘，欲令真伪区分。仍卢犹有非违都遣抚检，闻奏此造籍，以为准绳”。(见《全唐文》卷三十《检括僧尼诏劝。通过沙汰滥伪的做法，使—些不法及私度僧尼还归民户．而编造僧籍，又加强了对现有僧尼的控制及管理．在度僧方面也十分苛刻，逢重大节日方有少数人得度．《全唐文》卷二十六上还载：“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後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县，陈牒检验，然後听许”。强行规定不得随意建造寺院。并敕令，“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闭”(见《新唐积卷四十八)。713年，玄宗又命令采访使王志音在各州郡拆毁那些“无敕寺院”．并下韶对全国寺院进行清理整顿，指出一些沙门不能依教修持而奔走权贵，生活腐化，部份还私度沙弥等，均给予处分(详见《全唐30》卷三十《澄清佛寺韶》)。在《禁僧徒敛财诏》还特别说明一些不法僧尼出家动机不纯，“唯财是敛”，通过种种方式谋取财物，无心於道业，浪迹民间。对此规定，鉴於一些行为不轨僧尼的表现，自此以後。僧尼除讲律以外，一切禁断。六时礼忏，须依律仪，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同上书)凡在乡村巡游教化，往还百姓之家，都在禁限之例。同时又用试经度僧的方法度僧。对於玄宗这—系列的措施，我们应该给予积极肯定。这些做法虽有政治目的，对佛教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借助行政力量来提高沙门素质，维护了僧团的整体利益。尤其试经度僧制度，对唐朝的度僧的素质的提高，起到不可估计的作用。
　　(四)、韶令僧尼必拜天子
　　关於僧尼是否澧敬君亲的斗争，束晋南朝出现了不同情况，虽然在庾冰辅政时期，桓玄当权之际及刘宋孝文帝都曾先後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从儒家的名教纲常出发，要求沙门应敬王者，月旺化，称臣子，但是，这种政策或遭到了佛教界强烈反对而未果，或行而复废。北朝有道人统法果带头礼拜帝王之举，其後礼敬帝王也一直在起伏变化。而唐初高祖，太宗对佛教采取了限制的政策。武则天的奉佛，改变了前代的做法，听任造寺度僧，广大僧尼享有种种特权，包括不礼拜天子在内。从唐玄宗开始，王权反对佛教特权的斗争达到了高潮。玄宗即位不久。就於开元年下韶：“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见《全卷文》卷三十)至开元二十一年，又颁《僧尼拜父母栅，要求僧尼学习道士、女冠，“不自贵王”，“称臣子之礼”。并令“自令以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兼拜其父母”。前後两道诏令，时隔近三十年，在佛教方面无人出来舆之抗争，只有按韶令执行。对此《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上说：“道士、女冠、僧尼，见天子必拜”。《宗高僧传》卷十五《义宣传》上也载：“自汉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这都说明僧、尼放弃。方外之宾。的特权，礼拜君亲，玄宗时有的僧尼仍旧卓然不群，保持清高出世之表，与其韶令分庭抗礼，但都属於非法行为，受到法律制裁。在佛道关系上，唐玄宗一反武则天“释教在道法之上”的规定，恢复了太宗时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的旧制，此後几乎一直在唐代推行。

　　六，唐武宗的减佛
　　(一)，武宗前唐代佛教概述
　　贞观以後，尤其在武周统治期间，佛教达到鼎盛，译事发达，塔寺林立。僧尼众多。直到会昌法难为止，天台、三论、华严、法相、真言、净土，律，掸诸宗都已成立。如华严宗自杜顺以来，经智严规模略具，再传到法藏，长於辩术，大弘宗义，其後又经澄观著《八十华严疏》，著述丰富。澄观传法给宗密(会昌元年示寂)，著原人论，兼习掸宗，为—代大德。天台宗自智者以来，由灌顶继承师法，传至湛然，中兴天台。大张教纲，舆华严、禅宗呈鼎立之势。法相宗由玄奘开宗设教，弟子窥基继缘著述，复由慧韶、智周、如理等人的弘通，此宗已全盛。然而法相宗义理精微，不易普及，开元以後趋衰微之势。真言宗经开元三大士及不空而创立，典籍仪轨系统完备，再由惠果，真言宗进入黄金阶段．而法难也在此时。净土宗由道绰、善导远承昙鸾的系统，深得人们普遍信仰，成为一时的主流。念佛法门传至民间，根深蒂固。律宗由道宣承智首的法统，以大乘学说解释小乘律，於是大成律宗，此时又有法励、怀素弘传四分律，三家的弟子遍天下．禅宗自达摩以来，至弘忍，在其门下以神秀、慧能为佼佼者。慧能亲承衣鉢，大吹法鼓於曹溪，道风日远．晚年弟子遍及南北，各地开花。弟子有青原行思。南阳慧忠，荷泽神会、永嘉玄觉、南狱怀让。各领风骚宗门，到会昌法难时，禅宗势力最大，堪称独秀。三论宗人唐後即衰微，故不述。
　　(二)、武宗减佛的原因
　　1、佛教势力的强大；上述的情况表明佛教自人唐以来。由於先後得到朝廷的提倡，佛教发展迅速，其影响也日益广泛。武宗在废佛敕裹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力於土木之功，夺人利於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见《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这说当时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寺院经济丰厚，僧尼不可计数，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已构成了严重威胁的程度，武宗并且还声称。害法害儿无逾．此道?“(同上书)。因此他采取了粗野、暴烈、无知的行为来毁坏佛教，完全不顾及佛教的社会地位影响。这种做法表现了其人政治目光的浅陋，深受士人佛徒所不齿。
　　2、偏信道教，由於唐武宗幻想长生，加上李氏王朝追李聃为始祖的原因，而崇尚道教，欣赏道教的长生之术．即召集道士趟归真等八十一人来宫中，在三殿修。金录道场。，武宗亲到三殿，於九天坛受法。会昌五年(845)正月。武帝还敕建望仙台於南郊，规模宏大．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并请他治理崇玄馆，吏属、铸印均有。武宗原即对佛教没有兴趣，加上道士赵归真等人的从旁煽动，更增加了其对佛教的厌恶。
　　(三)、法难前对佛教的种种做法
　　根据日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记》，将武宗在没有正式毁佛前已有种种行为来打击佛教。圆仁身遭法难，耳闻目睹，所述极详。
　　开成五年六月十二日圣诞之时，於大内供斋，两街大德与道士互相辩论。道士身著紫衣。大德不可。南天竺宝月三藏入朝，其人及弟子被收禁棒打。开成末年，召道士趟归真八十一人人禁中，亲受法绿。会昌二年三月三日，敕无籍僧还俗，不置童子沙弥。武宗毁佛至此已见端倪。五月脚卜国僧人进行检察，敕停止宫内供奉大德二十人。六月十一日值圣诞日，敕僧道在殿前辩论。道士二人著紫，沙门如旧。十月十九日，敕下全国所有僧尼凡习咒术、禁令、杂工巧，及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充人两税户。先後还俗者达五千多人。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杀天下摩尼师。五月二十五日勘问诸寺外籍僧的来由。六月有韦宗卿进《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宗镜略》二十卷，武宗敕焚之，并毁其稿，并斥佛为戎人，经疏为胡书，在此前後又敕焚宫内佛经，埋佛菩萨并天王像等。九月敕两街功德使疏中城中僧人。无籍僧尽令还俗，其它诸州依此行事。从此，京城内讲经说法全部禁绝。会昌四年三月敕不许供佛牙，包括五台山，法门寺等均不许供养，如有违者处之以刑，因此诸州县无人来往朝拜，又准敕勘责有僧无公验者。可以在当处打杀。焚烧内道场所有佛像，而供奉天尊老君。同年的圣诞不召憎来论议。并敕僧尼不许街裹行，钟声以前归寺，不许宿别寺，违者处罪。圣诞日的当天，道士奏云，孔子言黑衣继十八子为天子。黑衣指僧人，十八子则指李氏帝王，而此时武宗正是第十八代帝王。武宗信奉道教，对此奏书毫不怀疑，憎佛愈甚．加上道士赵归真在武帝面前讥毁佛教，劝说除去。至此武帝毁佛已全部进行!
　　(四)、武宗废佛的经过
　　会昌四年(844)，7月，敕令拆毁灭天下山访房，兰若、普通佛堂、村邑斋堂，僧尼敕令还俗。《全唐文》卷七十五《南亭子记》上曰：“武宗皇帝始即位，去山台野寺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这是从地方开始，拆除中小寺院及兰若。到会昌五年四月，敕祠部检抚天下佛寺。僧尼的数字，对佛教寺，僧进行调查统计，为灭佛做准备。调查结果，全国共有大中寺院4600所，兰若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同年七月，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敕令两都两街各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长安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及庄严寺。其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五人。其余所有僧尼都敕令还俗。又下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减半，留十人减三人，留五人皆去之。所留寺院皆由鸿胪寺掌管不隶祠部(祠部掌管天地，宗庙大祭，鸿胪寺管朝贡客使)，所有非保留的寺院限期拆除。并派人监督，拆毁寺院的财贷田产，一律设改。所有废寺的铜像、磬、钟统统收缴盐铁使，销毁铸钱，所有铁像，铸做农具，销毁费用由国家支付。一般家裹的金、银等佛像，限一个月交出，如违敕处罪(见《旧唐旧》卷十八《武宗本纪》)。唐武帝通过粗暴措施崇道废佛，其结果有四千六百多所大中寺院被毁，兰若4万被拆，敕令还俗僧尼有265000人，收回寺田数千万顷，寺院的净人，充两税户的15万人。
　　(五)、武宗废佛简评
　　在唐代诸帝唐武帝是个政绩平平，然而确是唯一的一个坚决排佛的皇帝。他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排斥佛教，推崇儒、道二教。对佛教外来文化采取敌视态度，用粗野的措施来取缔佛教。这种无知，愚昧的做法是唐武宗脱出常轨的行为，病态的表现。造成这—事态的原因，除了偏激的认识和错误的估计外，同他个人素质低劣也有关系。不懂得佛教的社会基础及佛教的教义可以纯化社会的价值，简单的诉诸强力手段。武宗废佛，毁寺杀僧，敕令还俗，做法凶残。这是唐武宗的错误的宗教政策所造成的悲剧。武宗灭佛并不反映整个统治者集团的集体意识，暗中反对者大有人在。因此虽然得逞一时，但不能长久。灭佛一年後，武宗呜呼死去。宣宗即位，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这帮魔鬼被一一诛杀。原因是。惑武宗排毁释教。(见《旧唐书》卷十八下)。罪有应得，当时反佛的李德裕被贬至外地，宣宗遂大兴佛教，一时。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见《全唐文》卷794)。佛教又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然而佛教典籍在废佛时大量被焚烧，义学研究水平不高，佛教从总体上已结束了隆盛时期的繁荣。此後唯惮宗、净土、天台成为五代至宋元时期的主流。

　　七、唐代其它诸帝舆佛教关系举要
　　以上通过唐高祖，太宗等与佛教关系的略述，突出说明在唐一代帝王对佛教政策急剧转变的几个重大时期，对佛教兴衰产生了直接影响。下面再对其他诸帝简要说明。
　　唐高宗李治与佛教，其人奉佛，主要表现在修建大慈恩寺，度僧三百。请玄奘纲维寺任，并在寺内造译经院。撰写经序，鼓励支持玄奘译经。指派群臣参加译事。在佛道关系采取平等的方法(详见《全唐文》卷十四)。
　　唐肃宗、代宗与佛教，唐肃宗李享。即位不久，敕“天下寺观，各度七人”。乾元元年(758)，肃宗依不空受戒灌顶。上元元年，敕僧尼朝会，不须称臣。代宗也崇佛，请西明、资圣两寺僧众念《护国仁王锄。代宗率百官前去行香、礼敬。并多次下韶书维护颂扬佛教(详见《全唐文》卷四十—四十九)。
　　唐宪宗舆佛教，其最突出的就是迎佛骨来宫供奉。韩愈《论佛骨表》作於此时。
　　穆宗在位期间，亲制《南山律师赞》《见《全唐文》卷六十七》。并设坛度僧。
　　唐敬宗李湛，在宝历元年(825)。敕两街建立“方等戒坛，，并鼓励僧人用俗讲的方式弘化。
　　唐文宗在803年，祠部奉请“天下僧尼非正度者，允许申请度牒”。申请者多达70万人．803年澄观示寂，文宗为之“辍朝三日”、“重臣缟素”，撰写《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像赞》，宰相裴休奉敕撰碑、称颂澄观(见《全唐文》卷七十五)。又下《条流僧尼敕》精整僧团，试经度僧及修复寺院(见《全唐文》卷七十四)。
　　唐宣宗即位，立即复兴佛法，一改武宗对佛教的政策，杖杀赵归真等十二人，广度僧尼，令隶属祠部，并发度牒，同时修复寺宇。其後的懿宗，僖宗对佛法也尽力推崇，昭宗也是如此，只是建树无多，故不赘述。

　　八、总论
　　综观唐代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表现在对佛教各宗兼容并包：如太宗对杜顺、弘忍、智威、玄奘均加以崇礼。他们彼此学说不同，宗派各异，太宗一梘同仁，不因他们的学说不同来论是非。他们的学说能自由发达，实赖太宗的重要保证。武则天对佛教各宗派的态度也是如此，崇敬法藏，礼候慧能、神秀，置其门派之争於不顾，对律学大师义净同样重视。其它各朝也情况如前。唐代各朝对佛教的诸宗派，能同时提倡，还表现在译经方面。对此唐王朝给予组织和奖励，被视为国家大事，主译者由朝廷任命，助译人也常有由朝廷派选，译场所需都由国家供给。先後有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实叉难陀、“开元三大士”等。所译经典内容广泛丰富，为唐朝义学兴盛提供了文献上的先决条件。这种态度表现了唐人的豁达心胸，不但对佛教如此，儒、道也同样重视，收到了哗异色而同芳。的效果。在控制教团规模方面，唐代帝王着重限制佛教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僧尼的素质普遍很高，这舆试经政策有直接关系。义学大德辈出，纷纷创宗立说，阐发义理，使佛教义学达到空前的兴盛。在这过程中，唐代帝王对佛教的提倡起了促进的作用．玄宗对佛教采取了限制的办法，武宗又以行政力量粗暴毁佛，继承了历史上野蛮的思想专制，影响极为恶劣。经典佛像、壁画、精妙绝伦的寺塔被毁殆尽。这是佛教的不幸，许多宗派从此—蹶不振，宣告佛教鼎盛阶段的基本结束；同时也是唐代佛教政策的最大的失败，没有带来任何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