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首先，佛经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展，到公元五世纪的六朝前期，译出佛经多达702部，1493卷，一代宗师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为许多译经大师所恪守。随后，南有佛陀跋陀罗，北有鸠摩罗什，将中国译经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其次，佛教义学蓬勃发展，般若学与玄学相互影响，六家七宗独步当时，不久涅槃佛性学说也流行甚广。还有儒，释，道三教的本末同异之争，夷夏白黑之论，神灭与不灭，沙门敬王者与否之讼，一时佛教界异常活跃，百家争鸣。能够在六朝时代把译经和义学这两方面成就加以总结，记录，起了继往开来作用的就是僧佑律师。本文从生平著述及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加以概述。

　　二、生平著述  
　　僧佑(445—518)，《高僧传》卷十一有传，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父世移建康。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礼拜，欢喜踊跃，忘返留连，父母只好答应他的请求，允许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法达门下。《高僧传》上说：“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佑师奉竭诚。”①受具足戒以后，又受业于法颖，法颖是当时的律学名匠，僧祐随侍，尽心钻研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①
　　法颖逝世(齐建元四年，482)后，永明年中(483—493)竟陵王萧子良常邀请他开讲律学，由于他精究律部，辩解入微，因此听众常七、八百人。又奉齐武帝敕，往湖州、苏州等地去试简僧众，并开讲《十诵律》。所得的信施，都用来修洽建初定林诸寺，并在两寺造立经藏。从此以后，在他后半生数十年中，广开律    席，對律部的弘传，厥功甚伟！同時僧祐还精通工艺技术，《高僧传》上记载：“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由于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高僧传》上说：“今上深相礼遇，凡僧硕疑，皆敕说审决。
　　年衰脚疾，敕乘与入内殿，为六官授戒，其见重如此。”不仅深受朝廷礼遇，同时在佛教界也望重当时。
　　开善寺智藏，是梁代著名的三大家之一，“皆崇其德，素请事师礼”。弟子多至一万一千余人。梁天监十七年(518)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僧祐一生的主要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弘明集》十四卷、《释迦谱》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世界记》五卷 、《法苑集》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以上八种著述，他曾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并亲自作序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冕……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译经，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即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待于来津。”以上八部著述，编集了许多古记遗文，保存了丰富的佛教资料。现存只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部，其余五种均佚。

　　三、《出三藏记集》
    1、撰写因緣：
　　《出三藏记集》前面有作者自序，说佛教自汉代传入后，佛典翻译，自后汉末安世高，支娄迦谶创始以来，译经渐多，在传译过程中同经题口，译文相异的现象，一些佛经被展转传钞却又不知它们的译者及译出的年代，最初的完备经录为道安所作的《综理众经目录》，此后又译出大量新经，“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诠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⑦为了使后人对译经有清楚的了解，“佑以庸浅，豫凭法门，翘仰玄风，誓弘大化，每至昏晓诵持，秋夏讲说，未尝不心驰巷园，影跃灵鹫，于是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⑧。僧祐于齐梁间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经藏写一切经的因缘，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撰写成书，它是现存经录中最古的一种，并还转载道安等录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家经录的原始面目。
　　2、《祐录》的组织结构
　　全书共分四个部份：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例传》。僧佑在自序中说：“缘起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目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⑨
　　(一)《撰缘记》一卷，记经典的结集和翻译的来源。引《大智度论》，《十诵律》，《菩萨出胎经》，叙述世尊出世后由迦叶阿难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同时还谈到了经典在翻译中的梵汉音义同异问题，认为在译经史上，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昙无谶、佛陀跋陀罗译经质量均属上乘。主张文体文质相宜，“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⑩最后则例举新旧译经中对几个名称的不同译法，如世尊曾译“众祐”，菩萨译作“扶萨”等等。
　　(二)《诠名录》四卷：这是全经的正宗部份，审订载明自东汉初传译《四十二章经》以来至梁天监三年(504)为止，译出的佛经450部，1867卷的目录、卷数，译者，译出的年代。因对所依据的道安旧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内容是1、《经论录》，2、《异书经录》，3、《安公古异经録》，  4、《安公史译经录》，5、《安公凉土异经录》。6、《安公关中异经录》，7、《律分五部记录》、8、《律分十八部记录》，9、《律来汉地四部叙录》，10《续撰失译杂经录》，11、《抄经录》，12、《安公疑经录》，13、《疑经伪撰杂录》，14、《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在十四录中，标题安公的基本上保存丁道安旧录的原来撰述，而加以补订。其余也都是按照《安录》的规模加以扩大。所补订《安录》的七录，内容是(A)《经论录》，这是全录的主要部份，所有译本都厉于有译的。
　　其中共举出译人十七人，从辛灵时开始，汉末有：安世高、支谶、支曜，安玄、佛调、康孟祥。三囯时有：支谦、康僧会，朱士行，由西晋到宁康时有：竺法护，聂承远、达摩罗刹、安文惠、帛元信、竺叔兰、法炬、法立，共译出246部、459部。
　　但是在上例十七家当中，朱士行虽然找到了《放光》，但不是由他译出，不能把他算在译家之内。达摩罗刹的意译就是竺法护，所以名字重复，再加上安文惠，帛元信只是竺法护的助译，不能算为译家。然而这些都无伤大雅，并不影响道安整个著述的谨严态度。僧佑又对于这些译本，都参照其它经录，注出异同并补缺，又标明当时有本或缺本。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赛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55人，增录了许多经典。
　　B、《古异经录》：这里收录的经典，为古代的遗文，基本上都是单篇译出，没有译者的名字，共92邪，92卷。
　　C、《失译经录》：也是译者姓名不详。这一类经《安录》原列有131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佑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11种，12卷，确定为142部，147卷。
　　D、《凉土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凉土的共59部、79卷。
　　E、《关中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关中的，共24部，24卷。
　　F、《疑经录》共有疑经26部，；并有一个小序，说明这些经典的可疑之故。
　　G、《注经录》道安自己所注释的群经，共21种，35卷。僧佑又补入杂著经录等五种六卷。
　　此外，僧佑扩充了《异经录》的编制而续成《异书经录》和《钞经录》，又续撰《失译杂经录》、《疑经伪撰杂录》，又将列入《经论录》里灼律藏译书本源，别为律分五部记等三录，以上十四录共收经目2162部， 4328卷，比《安录；》增加1500余部，3300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写本和参照的经录；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偏疏遗漏在所难免，对北方的所译经遗录尤多。
　　(三)《总经序》共七卷，收录经序，后记120篇，这是研究各个时代的译经背景，译者、经过，佛经内容、流传情况等重要参考资料，例如《四十二章经序》记述了汉明帝派使者赴印求法的传说。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介绍此经的内容及他的理解，并介绍了译者安世高的简历和他本人的师承关系。我们可以从道安写的序可了解他在后秦主持翻译《P可含经》及其单品经、阿毗昙戒律的情况，并可以了解他的佛学主张。从罗什的弟子写的序可对以后秦翻译大乘般若，中观学派的著作情况有所了解。这部分还收录宋朝陆澄《*轮目录》，齐竞陵王萧子良《法集录》、僧舶《法集总目录》、《世界记目录》、《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十诵义记目录》，《法集杂记铭目录》及序言。这些书均已夫失，但通过这些目录和序可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主要著述情况有所了解。这种体裁，创见于此书，价值极大，无疑是一种佛藏提要，保存了大量资料。
　　(四)《述例传》三卷，这是汉地现存最古的高僧传记，叙述翻译大师与义解沙门的生平事略。此中又分两类：前二卷主要著录西域译师如安世高，支娄迦谶，共22人。后一卷载记中国僧人法祖等共10人，这些资料大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采用。

　　四、《弘明集》
    1、撰述的原因《大正藏》五十二卷载有《弘明集》并收有序言，僧佑在序文中说明编写此书的动机和设想。他说：“自大法东渐，岁几五百。缘各信否，运亦崇替。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拒为异教。巧诟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鹞旦乌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辨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堕，净境所以难陟者也。”⑩这是说佛法传入中国已近500年，受到了信奉者的赞颂，反对者的讥毁，儒家进行排斥是因为担心佛教会动摇名教的基础，一些道教徒把佛教引为同类而招致朱紫混淆。佛法在流传当中将会混乱，所以“佑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土书记文述；有益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敦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⑿这是一部维护佛教，驳斥异敦的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有论文，书信，表奏和诏敕。全书原有十卷，全是梁代以前的作品，此后又加以扩充，成为今本14卷。
　　2、《弘明集》内容组织
　　现在通行的《大藏经》所收的《弘明集》前面昏有作者的原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所收集的《弘明集》是根据明万历间吴惟明所刻本影印或排印的。前面无序。本书搜集内容广泛，从东汉末迄梁代止，共收文章120篇(包括序文)。
　　如果把其中的往复书信全分开计算，数目还要多一些，作者100人，沙门仅19人。书中收录的除卷一后汉牟子《理惑论》，卷四后汉桓谭《新论形神》两篇之外，其它全部为两晋南北朝的文章，尤其是南朝的文章占得最多。僧祐将些文章按类编排，；所以我们利用；《弘明集》来了解当时社会所争论的热点及佛学界的各种问题；，均可以从此中窥其涯际，使用十分便利。其各卷的内容如下：   
　　第一卷：收录论著两篇：第一篇《牟子理惑论》，共37章。佛教传入中国，即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黄老道术和鬼神思想，而封建统治阶级也把它看成是各种方术的一种，认为崇佛祭祀可以招致福祥。他们对佛教的这种理解在有关东汉、三国佛经；翻译和注译，佛教祠祭资料中已有若干反映，但比较零散，也不系统。而《牟子》一书则比较集中的反映了这一过程，此书核心内容在论“佛身”，佛教基本教义，戒律生活，儒佛关系，报应生死，对道教的批判等。这些资料表明了初期人们对佛教是如何理解的，它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形成及发展，及早期灼三教关系，很有参考价值。
　　第二篇是《正诬论》，作者不详，内容较短，著者针对一般人所注意的佛有神通、吉凶、寿天等具体的问题，为佛教辨诬。第二卷，论著一篇，刘末宗炳的《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对晋宋之际争辩神灭不灭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独到之处。当时的辩论异常激烈，其师慧远法师会归三教，见诸于字里行间。谢灵运撰《辩宗论》调合孔释之理。沙门慧琳的《白黑论》论佛儒异同，微词较多。《白黑沦》现载《末书》卷九十七。文章的观点深受何承天的赏识，何承天写成《达性论》(载《广弘明集》卷四)，也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何承天将《白黑论》给宗炳看，宗炳复书斥慧琳见解肤浅，故撰《明佛论》加以批驳辩难。讨论中心问题；是“三训殊路，习善共辙。”“神不灭论”“论生死轮回与解脱”，“心作万有”等，其中形神，报应问题是东晋思想界探究的重点之一。这一争论使人们从佛教社会功能问题转入对佛教理论本身是非的探讨，也是佛学及哲学的重点关系。宗炳的一些看法对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应给予足够的注意。第三卷，书启五篇，论著一篇。书启都是何承天与宗炳对慧琳；《白黑论》因意见不同而争论的。《白黑论》论儒释同异，虽主张两家殊途同归，但意在抑佛扬儒，宗炳极力反对这种议论夕；何承天却表示赞同。一篇论著是晋孙绰的《喻道沦》。孙绰(320—377)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等都有交往。该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为沙门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文章中的“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在中国佛教史上，用这种明快的语言表达儒佛一致的，孙绰是第一个人。关于孝道问题，孙绰认为佛教虽主张离亲出家，因为．可通过传教悟道而荣宋耀祖，并能为祖先：祈福，故并不违背孝道。 
　　第四卷论著一篇，书启五篇，何承天除了对慧琳的《白黑论》激赏而外，还著了一篇《达性沦》来诽谤佛教。《达性论》以儒家的三十论，对抗佛教的众生说。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见于；《周：易·说卦》。《达性沦》开始即申明三才之义，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于是人在万物中，具有特殊地位，不能与“飞沉虾蠕”相提并论。人即为贵，则众生物宜为人圻用，只可实行儒家仁道，不可乱杀才是。
　　颜延之则答书反对，此后五篇书启都是工人往来的争论。最后何承天受儒典约束，不能剔除“三后在天”的观点，终于被颜延之抓住破绽。   
　　第五卷，论著七篇，书启四篇，共十一篇。包括罗含的《更生论》，类似轮回。此人的生卒年不详。孙盛反对罗含，二人有书信往来，孙、罗的争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已开始集中地去探讨人生问题。罗含的更生是对佛教轮回学说的一种初步的、极其粗浅的理解。他想在传统的一气聚散的框子里对轮回学说作出理论说明。第二篇是郑鲜的《神不灭论》，中心思想是“理精于形，神妙于理”。他说这是他多年“仰：寻”、“研求”而悟出来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寄象传心”，即通过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心中悟出的道理，其结果就是他的《神不灭论》。第三篇是慧远法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第四篇是《沙门袒服论》：第五篇是《答桓玄明报应论》，第六篇是《因俗疑善恶无现验三报论》。以上这些论著是研究慧远大师佛学思想为主要资料，以桓玄、何无忌为代丧的政界人士和以慧远为首的佛教界就以沙汰沙!门问题，沙门敬王者问题和沙门袒服问题进行了规模广泛的、长期的、反复的争论，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时思想争论的热点所在。
　　第六卷，论著书启共八篇，晋义熙年间有人比喻沙门为五虫之一，道恒法师乃撰《释驳论》驳斥。末末道士顾观作《夷夏论》，把已有的夷夏之辩推；向高潮，它并不是全部否定佛教，但认为佛教不适于中夏，他认为佛，道原理相同，但华夷习俗有异，故二教礼法亦不同，道者适用华域，佛者适用夷帮，不能互相代替。如果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势必要废祀弃礼，失掉旧有的文化传统，这正是顾观最担心的事情。他明夷夏之别，是为了防止以夷变夏；其次也对佛、道优劣进行了比较。《夷夏篇》在理论上并没有深刻内容，其辩佛、道异同也不恰当，但它代表了一部份人维护传统文化的民族狭隘情绪，是对外宋文化的排斥和鄙夷，而不能兼容并蓄，成为佛教学者的攻击目标。明僧绍的《正二教论》，谢镇之著《与顾道土书》、《重与顾道士书》等等驳斥《夷夏论》，主张人类有共性，华、戎只在一些如服饰、丧葬等俗礼上有差异。对于佛、道差别，谢氏说：“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UL养生。”⒀；(《大正藏》52卷第42)他把佛、道人生观念上的根本差别说出来了。谢氏攻击“道家经典简随，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⒁另外，齐代张融与周颐皆崇信佛敎与儒典。但张融兼信道教，主张协；调佛、道，故与周颐发生分歧。张融作《门论》，认为儒、道二教，其教迹有异而指归相同。主张信佛教者可遵佛迹，不必责难．道家宗旨。而周颐作《难张长史门论》，辨析佛、道之不同。
　　第七卷，论著四篇，第一篇朱昭之《难夷夏论》，认为圣道“无近无远”，“不偏不觉”，不分夷夏。反对按民族区域沦品性高低的“夷虐夏温”。第二篇是朱广之的《咨顾道士夷夏论》，反对在佛，道间偏袒一方，主张佛、道一致论，认为“崇空贵无，宗趣一也。”不必论二教高下，批评轻侮夷族的言论，认为帮殊俗异，亦各得所安，不宜用狐蹲狗踞之词辱称其俗，夷夏习俗虽并，但无关恶之别，所谓“夏性纯善，戎人根恶”是错误的。第三篇是沙门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批驳道教歪曲老子学说，批判道教长生不老的主张及服食与房中木。这些批判对人们认识道家与道教之别是有益的，慧通以天竺为圣地，以佛教为教。谓“天竺天地之中”“圣教妙通，至道渊博”，大教无私，至德弗偏。”佛教在夷夏都适用。而僧愍著《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是用戎华论代替夷夏论。他认为夷夏论是立足于中国疆域而形成的狭隘见识，戎华论则是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中国。应该破除狭隘的地域观念，放开胸襟，接受外来的新鲜文化知识。
　　第八卷：论著三篇，南齐有道士假张融作《三破论》激烈攻击以至谩骂佛教，因此佛教界的玄光、刘勰、僧顺等著论驳斥。这场辩论是夷夏之争的继续。玄光作《辨惑论》系统批判道教，在序言中概括道教的劣迹为“东吴遭水仙之厄，丙夷载鬼卒之名，闽薮留种民之秽，汉叶感恩子之歌。”他将道教的危害性归纳力“五逆”，“极六"。“禁经上价一逆”、“妄称真道二逆”、“合气释罪三逆”、“侠道作乱四逆”，“章书代德五逆”。“畏鬼带符，妖法之极一”，“制民课输，欺巧之极二”。“解厨门纂门不仁之极三。“度厄苦生，虚妄之极四"、+梦中作罪、顽痴之极五”，“轻作寒暑，凶佞之极六”。归根结底，玄光认为道教虚妄、秽浊、乱政、一无是处。刘勰站在佛教立场作《灭惑论》对《三破论》逐一驳斥。认为国之衰破不在佛法，剃发染衣这是弃小孝而尽大孝，又说“佛法练神，道家练形”，“形器必终”，“神识无穷”。他进一步强调夷夏相通，把道家分三品等。此外释僧顺作《释三破沦》针对“破国”之责，说明“沙法所沾，固助俗为化，不待形戮而自淳，无假楚挞而取正”。针对“破家”之责，申明“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针对“破身”之责，指明“身之为累，甚于桎梏”。去身乃可有寂灭，僧顺又批判《三破论》“道者以气为宗”观点。
　　第九卷：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并次绩序注》一篇，阐明成佛以心为正因的道理。此外还有论著两篇。范缜著《神灭论》想从佛法根本教义上推翻佛教，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神灭沦》在成文以前，他的主张早巳众所周知，并巳进行过多次往返的辩论，当时的形神问题，已成了国家最高层知识分子所注意的中心之一。范缜的《神灭论》一出，梁武帝亲自下令，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围攻，先后参加的有60多人。皇帝而下，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名僧，名士及名臣，最重要反对的是肖琛与曹思文。肖琛的《难神灭论}，抓住了范缜的弱点，他说：“今论形神合体，则应有不离之证，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此辩而无征，有乖笃喻矣。”⑩对于形神相即，形质神用，范缜只限于直接认定，而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论据，没有用事实来支持他的主张。肖琛为证明“形神不得共体”，以梦论证。通过利刃关系，人与木，生形与死形的差别，神的区分，凡圣之别，来反驳范缜。在当时影响极大。其次本卷收录了曹思文的《难神灭论》也反对范缜的观点。曹思文坚持形神“生则合而为用，死则形留而神逝”的观点，引用世典中赵简子、秦穆公神游帝的故事，季札关于“魂气无不之龢论，以及庄子梦为蝴蝶的寓言，证明几神的分有合。又据孔子重祭祀，非伪假之敦，责备范缜对鬼神的否定不合子儒家圣教。
　　第十卷：梁武帝飞敕答臣下神灭沦》与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都是站在神不灭的立场破斥《神灭论》。
　　第十一卷：共收书启27篇，内容分四点，一赞扬佛事，二辩难佛不现行，三论心源一本，四辞世从道不受爵禄。其中最重要的是萧子良与孔稚疰往来三书，他们论佛道异同，与《门论》之争有关联。萧子良则崇佛而沦同，孔稚珪奉道而辨异。佛道二教有時求同，有时存界，—其求同之旨在包容对方；其求异之旨在抢高自己。孔稚珪曾指责沙出家；违背敬亲之义。萧子良批评他灵道仰佛，分辩彼此，说“归心胜法者，本不以礼敬标其心，竞仰只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无须空构是非，横起谤议”。孔稚庄答书书示愿皈依佛教，今后不再言佛老异同。孔氏态度的变化是齐代佛教势力强大的表现。   
　　第十二卷：书启表诏共40篇，其中重要的有《郑道子与禅师书论踞食》、《慧远法师答桓玄论沙门不应敬王者》、《慧远法师桓玄论料简沙门书》、《支道林法师与桓玄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等这些部是当时僧俗两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十三卷：论著三篇，郗超《奉法要》，意为信奉佛法的要点，本文对在家佛教徒应当奉持的佛道德信条、戒规，斋法，以及佛教基本敦义的善恶报应，修行解脱等。《奉法要》开始讲三皈、五戒、十善说：“五戒检形，十善防心。”值得注意的是，郗超把修持斋戒与传统的儒家伦理的孝道结合起来。其次是颜延之的《庭浩》二章，核心在谈佛道在修行上的区别，强调道教重在炼形，佛教重在治心。王该的《日烛》意思是佛教主要在说明生死根源轮回等等，然唯恐世人不明白，写这篇文章“助天扬光”所以叫《日烛》。
　　第十四卷：文共四篇，竺道爽《檄太山文》，智静《檄魔文》，宝琳《破魔露希文》，以上三篇都是摧魔之说。末后一篇是僧祐的《弘明集后序》，是对当时社会上崇佛与反佛斗争作的总結。主要是针对儒道二教等不相信佛法的人们所提出的六大疑问进行答辩、说甽，而劝人信奉佛教，修德求福。这六大疑问是：“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治医，四疑古无法敦，近出汉世，五疑敦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⑩上述六个方面的质疑，分别从理论的是非，政治的利害，历史的根据，华夷的区别等不同角度，批评了佛教。大致概括了《白黑论》、《达性沦》、《爽夏论》、《三破沦》、《神灭论》的基本反佛论点。僧祐采取丁“撮举世典，指事取征”的方法，对每一十指责都做丁回答。第一，“若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者，盖以积劫不极，世界无边也。”一般人“限心以量造化”，“执见以判太虚”，乃是管窥蠡洲，无以知大道。第二“若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是自诬其性灵，而蔑弃其祖德也。”僧佑这里引儒证佛，说：“周孔制典，昌言鬼神”，“若执神灭，非直诬佛，亦侮圣也”。第三，“若疑莫见真佛，无益治国，则礼祀望秩，亡宜废弃。”也是借孔教祭祀助证。第四“若疑教在我方，化非华夏者，则是前圣执地以定教，非设教以移俗也"。且华夏世教，古今多变。禹出西羌，舜生东夷，不因地贱而弃其圣。华戎、夏夷本无定域，若以“北辰西北”而论，则“天竺居中”。第六，“若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者，道运崇臂，未可致诘也”。春秋诸候不用孔学，秦皇燔烬经书，儒敦至汉武始显。“五经恒善，而崇替隋运，佛化常炽，而通塞在缘”。至于因果报应，则世典详备例证。以上僧祐的答辩，综合前人为佛教辩护的一些论点，但在广引儒道诸书，借用世俗神话来维护佛教的地位方面，他远超前人。同时还揭示了儒释尊神道，敬圣者，助王化等若干共性，这些共性成为三教融合的共同基础。僧祐的《弘明集》及其后序言和后记，标志着南朝三教间的争论高潮的结束,其后的争论远不如前。
  
　　五、僧佑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僧佑生平精究律部，著述等身，对佛教目录学，文史资料的整理，贡献尤大。
　　1、撰著经录，在僧佑众多的著作当中，《出三藏记集》是其中的代表作，《出三藏记集》列于《大藏经》目录部之首，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在此之前虽然有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等佛教目录，但全部夫失。《出三藏记集》的价值的所在，首先是保存了已经夫失的道安这部经录的大致全貌。僧佑对道安的功绩十分推崇，他说：“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⑩又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证，实赖斯人。”⑩僧祐队为自己的《出三藏记集》是对道安目录学工作的继续，他谦虚地指出：“敢以未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在《山三藏记集》中，僧佑对《安录》进行了认真的订补，把自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中翻译或撰集的一切佛教典籍，汇集归纳成十四录，共收经目2162部，4328卷。《出三藏记集》的价值之二，是扩大了经录包涵的内容，创立了经录编纂的新体例。僧祐把《安录》分为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和述例传四个部分。他说这样分编的目的是：“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例传达，则伊人之风可见。”此中撰缘记叙述三藏结集的经边。诠名录实际上即可以概括一般经录的全部内容，而僧佑则具有创见性的增加了其它三部分，“经序”广泛搜录经律论的序言和后记，一共有110篇。这部分内容的增加和保存，深受学者先赞誉，梁启超称赞僧佑“实能为学术界保存无限可贵资料，且令学者虽未窥原书，读其序亦可知其崖略焉，此实佛藏提要之椎轮轮也。”佛教史学家陈垣认为僧佑此书的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者知各译之经目所未有，可以者知各译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目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述例传部分详述历代译家和中外僧人传记32篇以及附见者多人，弥补了道安经录对于译人生平事迹语焉不详的缺陷。同时这部分还是现存的中国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均为慧皎《高僧传》所采取。《安录》在例上又新立“异出”和“抄经”两录。“异出”是指一经而有数种译本，然后列举加以比较。这一方法为后来历史经录家所仿效；“抄经”是指节抄之本，即是节抄，就不应与原经混同，而应别列一类。对以后的“子钞”、“史抄”等影响极大。由于僧佑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收集资料，细心的考核研究，翔实订证。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沿波讨源，资会通之契。”终于撰成了佛教的目录学史上的煌煌巨著。
　　2、弘道明教，总揽雅论
　　僧佑在佛教史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弘明集》的编述，收集了汉魏以来到梁代三教争论的丰富史料，正是这为正史所忽略的史料，向后人展示了那个时期三教争论的规程度与内容。共分十四卷一百二十二题，有论、书、文、序、诏、表、难答、颂、启、诘、释，共一百八十五篇。作者一百二十四人，其中佚名人，出家僧人连作者本人共二十人。这些作者都是汉梁之间的饱学之士，佛绝大多数没有文集传世，而《弘明集》确保存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四库全总目提要·释家类》上说：“梁以前名流著作，今天专集行世者，顾赖以存。”梁朝的《昭明文选》尽管收录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的七百多篇作品，却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佛学方面的作品。   
　　僧祐在《弘明集》编撰中，以弘道护法为己任，他说：“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弘明集》卷十四综览全书，从第一篇的《理惑论》至最后一篇作者的《弘明记》始终围绕着网扬圣教，破斥异说的精神。站在中国佛教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它系统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与理解。《理惑论》的内容反映了汉魏时期的佛教被知识分子接受的情况。到了两晋时期，佛教的义学隆盛，传播到大江南北，名僧与名士交往有力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孙绰与郗超就是东晋士大夫奉佛的代表。他们的佛教著作很多，可惜大部分都已佚失。而《弘明集》则保存了《喻道论》和《奉法要》，这两篇论文，可以了解在儒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是如何沟通儒、释二教的。
　　僧祐编撰《弘明集》的主要贡献还表现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朝思想领域里儒；释，道之间的争论。《弘明集》一百二十二题，包括了六场大的争论。它们是神灭与不灭之争，白黑论之争，本末之争，夷夏之争，沙门礼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其中神灭与神不灭的问题，实际上是讨沦形神关系，这是从两汉以来思想界一直关注的问题。白黑之沦，因果报应之争都和它有直接关系，僧祐收集这方面的文章多达78篇。其次就夷夏之争，《弘明集》在卷一、卷六、卷八，用三卷篇-幅集中辑录了道教和佛教的争论。作者在《弘明集后序》中批判了鄙视夷狄，盲目白大和排斥外来文化的荒谬性。
　　3、精严律部，戒德冰霜
　　僧佑当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白幼亲近法达、法献等律学大德先后二十余年。僧佑在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有两部。一部是《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此部的戒律《十诵律》从北印度传入中国，成为汉地最早而又最普遍流行的律学，也是僧佑一生所精研和弘扬的律学，他所撰写的《萨婆多部相承传》是该部律学的师承传记。从现存的作者序言中我们可以僧祐对律部的重视，他认为佛法能否绵延不断，首先在于僧团是否重视戒律。僧佑本人更是严以律己，弘扬《十诵律》长达三、四十年。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使英声与圣教永被，懋实共日月惟新。”僧祐另一部律学著作是《十诵义记》，这是记述他传授律学义解的专著。作者在《释僧佑法集总目录序》中说：“少学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即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章括条，为律记十卷。”不难看出这部书是僧佑多年研习、讲诵、修持的结果。字里行间流露这位义学大帅弘扬律学的热情及对戒律的重视。他的学风对其门人都有直接影响，在《续高僧．明彻传》上说：“彻因从佑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学绳墨。”《宝唱传》上也说：“唱投僧佑出家，咨禀经律。”刘勰也依僧佑居处积十年，遂博通经论。由此均可见僧佑在当时佛教的地位。

　　注释：①《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②《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⑧《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④《大正藏》五十卷第；02页
　　⑤《大正藏》五十卷第402页
　　⑥《大正藏》五十五卷第87页
　　⑦《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⑧《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⑨《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⑩《大正藏》五十五卷第5页
　　(11)《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12)《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页
　　(13)《大正藏》五十五卷第12页
　　(14)《大正藏》五十二卷第42页
　　(15)“水仙之厄”指孙思，卢循之乱，鬼卒之名”指张鲁五斗米道：“种民之秽”指武帝时闽地反叛事，“思子之歌”是指汉武帝思念在巫蛊事件中自杀的太子刘据。
　　(16)《大正藏》五十二卷第5
　　(17)《大正藏》五十二卷第95页
　　(18)《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19)《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20)《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21)《大正藏》五十五卷第21页
　　(22)《佛学研究十八篇》
　　(23)《中国佛教史籍目录》
　　(24)《大正藏》五十二卷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