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吕建福

一、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的创立

杨仁山，名文会，生于1837年，安徽石埭人。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1)大约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最先读《金刚经》，后又读《大乘起信论》。1864年病中再度研读《大乘起信论》，深明大义，于佛法起大信心。于是常常去书肆寻觅佛典，有一次偶获《楞严经》，专志阅读，直至日暮肆主催归才恍然醒悟。自此，杨仁山专心研究佛学，广求佛经，研习佛法。

1865年(清同治四年)，杨仁山初至金陵。当时社会因多年的战事之故，在江南一带，经典文物损毁殆尽。杨仁山至南京负责战事之后的江宁建造工程，结识了王梅叔、郑学川、魏刚己、曹镜初等学佛同道，于公务繁忙之余，研讨佛学。鉴于当时佛典难求的情况，杨仁山感叹：“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何能延此长久!”与同道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2)遂与同道数十人，筹划刻经事业，分任劝募，发心重刻藏经。其时杨仁山白天负责工程事务，晚上便潜心研究佛学、校勘经典，并诵经念佛或习禅打坐。

当时刻出的第一部经典是邵阳魏默深(魏源)所辑的《净土四经》，杨仁山亲为之作跋，记述“广募信施、重锓梨枣”的原委，并盛赞净土法门的殊胜。这篇跋文写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的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后人便将这一年定为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始(3)。

金陵刻经处的创立，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大事。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刻经处有开启之功。金陵刻经处草创之始，虽以刻经流通为要务，貌似后来各地之佛学书局，究其实质，刻经处有别于一般出版机构。李安居士在《对金陵刻经处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金陵刻经处是一家“讲学以刻经的佛教文化机构”，“不是单纯的经坊，同时是佛学研究的学术场所。”(4)讲学与刻经，是金陵刻经处的两大佛教文化事业，讲学与刻经的基础乃在佛学的研究。

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为近代佛教提供了大量佛典，不仅满足了佛教信众的普遍需求，也启发了研究佛学的风气、促进了佛教义学的振兴；金陵刻经处的讲学，不仅为近代佛教事业培养了许多卓越人才，推进了近代佛教教育事业，更开一代居士佛学之新风，对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复兴贡献甚大。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与讲学为事业，遂为金陵刻经处百余年来的优良传统。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亲来金陵刻经处，特嘱咐金陵刻经处要承先启后，“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

二、金陵刻经处的刻经

金陵刻经处创办当时，国内佛典非常难得。其时国内流传的藏经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径山藏》和清代的《龙藏》，其中《北藏》、《龙藏》主要是朝庭赐藏，而为寺院典藏用的，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南藏》之板片大多于明万历年间朽坏，《径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毁于兵燹。民间私刻佛经，经清代中叶的战乱，已经很少，经板几乎全毁。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1866年首刊之《净土四经》“跋”中曾写道：

“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

当时经书难求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常用经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尚如此难觅，何况其它佛典。在这种情况下，刻印流通经典，实为当务之急。

金陵刻经处创立后，刻印了大量佛典，与以前各种藏经不同，杨仁山居士出于利益众生的愿望，希望能为广大信众提供易于购得、方便携带的佛经，所以采用方册本(书本式)刻印流通，让一般读者都能得到。在杨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多年中，印行经典达百余万卷，佛像达十余万张，为当时的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起到了极好的弘法效果，这也是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的一个重要目的：

“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5)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在近代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陵刻经处对所刻经书，选择极严，内容纯正；二是刻印经书的质量很高，校勘严谨，刻工精致。

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初即有“公议条例”，对所刻佛经有一基本的原则，这在杨仁山居士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观音经》的信中表达：

“敝处创办之始，公议条例，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6)对于这条原则，杨仁山居士把握极严。他虽然与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交谊很深，但当他发现真宗教义有违佛经原义时，也不留情面，拒绝了金陵本愿寺希望在金陵刻经处刻印《选择本愿念佛集》的要求，并在与南条文雄书信中直言坦陈，“觉其中违经之语甚多”，并“将真宗教旨详览一遍，逐细批评”(7)，托人交南条文雄，在第二番书信中并说明：“既为释迦遗教弟子，不得不尔也。”(8)杨仁山居士的做法，并非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场上。对于本国高僧的着作，如《大乘止观》中引文的错误等，杨仁山居士也有错必纠，并不为之回护。

金陵刻经处的印经，除了在法义上审慎辨析、严格选择，在版本上也很严格，在决定刻印一部书之前，对该书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选择善本而刻之。如《释迦谱》虽在坊间有多种流通本，杨仁山则选择较好的明版藏经而刻。并且，在版式及内容校勘上也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9)，因此，金陵刻经处所印经书，与一般翻刻佛经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错乱较多大不一样，从内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审，校勘严谨，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经中的善本。杨仁山居士晚年曾自述：

“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10)

因此之故，金陵刻经处本或“金陵本”佛经，在近代享有极高的声誉。

金陵刻经处的印经，对清末民初佛教经论的流通贡献极大，实际上推动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博物馆中见到一些在国内久已失传的中国古本佛经，深为感慨。后来，他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购回许多国内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着作，还有日本、朝鲜的一些佛教着述，多达二百八十种，一千余册。其中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策略》等许多珍贵典籍。杨仁山得到这些典籍后，精心挑选，择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于世。这对近代佛教各宗教义研讨有路、义学重兴是极有价值的。

三、金陵刻经处的讲学

金陵刻经处对近代佛教贡献卓着、影响深远的另一事业即是佛教的讲学。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具有振兴佛教的理念，印经以普济众生，讲学以培育人才。1899年，杨仁山在一次演讲时说：

“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未至耶?请以观诸异日。”(11)

杨仁山早有开设佛教学堂、兴办讲学事业的构想，认为这是振兴佛教的关键，但当时同见同行者甚少，所以杨仁山颇为感慨。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佛教已非常衰败。杨仁山认为“佛法传至今时，衰之甚矣!”(12)民国初年太虚法师曾慨叹清初的佛教“衰也始真哀矣”，至清末已“衰而濒于亡矣”，佛教已至消亡的边缘。佛教的式微，固有种种外部的社会历史的原因，如清政府佛教政策的不当、清代中叶战事频仍对佛教的破坏等，关键原因还在佛教自身。杨仁山指出：

“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13)

原因在于：

“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14)

当时国内的佛教，虽然规模仍存(康熙时全国僧尼仍有十一万八千余名(15))，然而人才凋零，徒有空壳，已经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一般寺院成了社会上无依无靠者的谋生庇护处。杨仁山对当时佛教界的判断是：

“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也，法则未也。”(16)

正是面对这样的现状，杨仁山非常重视佛教教育，培育人才，认为这是振兴佛教的关键：

“诸方名刹，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也。”(17)

1908年，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祗洹精舍”，正式开始讲学，并亲任讲席，培育佛教人才。当时就学者以出家僧为主，其中有太虚、仁山、开悟、智光等僧青年，居士中有邱虚明、谢无量等，欧阳渐、梅光羲已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当时是否是祗洹精舍学生不能确定，但深受祗洹精舍讲学的影响应无疑问。当时的英文教师和梵文教师是苏曼殊。本来佛学讲席拟请法师担任，一时未得，仁山居士亲任讲席，讲授《楞严经》。次年还迎请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任监学讲《天台教观》。

祗洹精舍因经费不敷，只办了两年，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在祗洹精舍之前，尚有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释文希于扬州天宁寺设办僧学堂，但其办学主要是“庙产兴学”压力下的举措，有保护寺产的考虑。祗洹精舍则是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创办的僧学堂，创办目的纯为培育佛教人才，且眼光远大，其志不仅在振兴中国佛教，且有在世界范围内振兴佛教的考虑。印顺法师认为：“为佛教人才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18)

祗洹精舍的教学质量极高，非如普通僧学堂，实际乃近代高等僧教育的开始。祗洹精舍培养的一批人才，许多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太虚法师评介：“祗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19)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认为祗洹精舍为时虽短：

“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施设，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20)

祗洹精舍于1909年秋停办。不久，1910年，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有将刻经处的佛学研究和讲学事业继续下去、后继有人的考虑，参与者有许多是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每七日讲经一次。当时杨仁山已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讲学不辍，直至1911年去世。

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讲学，不仅为佛教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还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事实上，金陵刻经处的讲学，不仅推动了近代佛教教育事业的开展，也开创了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影响甚大。欧阳竟无居士后来创办支那内学院，精研法相，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也是金陵刻经处研究与讲学传统的继续和发扬。

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评价杨仁山：“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四、杨仁山的爱国思想

金陵刻经处创始至今已整整一百三十年。百余年中，几度兴衰，慧灯不熄。作为近代史上历史最为悠久、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不但对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以及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也都具有积极的贡献。

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广泛搜求佛教经典，精选刻印流通，成为近代木刻版佛经出版的一个中心，对我国佛教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极有贡献。新中国诞生以后，四川、北京、天津、苏州、常州等地的经板都汇来金陵刻经处，加上金陵刻经处原刻经版、佛像版，总数达十五万余片。“文革”中损失了三万余块，至今仍存经版十二万五千余片，佛像版十八套，并收藏了大量佛教典籍(包括杨仁山居士当年从日本寻回的隋唐古德注疏)，使金陵刻经处实际成为我国唯一的汉文木刻佛经和佛像版的文物中心。八十年代初金陵刻经处重新恢复以后，古老的雕版印刷(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也得以恢复，继续为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木刻版佛经，使金陵刻经处至今仍为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世界各国和地区佛教界和知识界人士来此参观无不赞叹，这对宣传我国宗教政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金陵刻经处作为我国汉文木版佛经的文物中心和出版中心，实乃中华佛教文化的一大宝藏，对于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极有意义。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抱着振兴佛教的理想，后来他舍家宅为佛教的“十方公产”，立下“分家笔据”，规定子女不得继承，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诚为爱教的壮举。事实上，杨仁山的佛教事业，与他的爱国思想也是分不开的。杨仁山时代的中国，清政府衰败无能，而西方列强逐渐侵入，国力衰弱，社会动荡，人心浇薄，杨仁山深感痛心。他的佛教文化事业，与他经世济民的思想、富国强民的愿望是一体的。他出访欧洲，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等，发现欧洲各国强盛的原因在于“有学”，而当时中国社会仿效西方只是学其皮毛。因此，杨仁山研究西方科学，“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21)，从西方归国时还带回许多科学仪器，希望能有助于研究西方富强的学问，这正是他的爱国思想的体现。至1897年，他还与谭嗣同、刘聚卿等人倡设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民间学会“金陵测量会”，会址就设在自己家中，同时积极支持谭嗣同变法维新的进步活动，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

除了学习、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希望能富国强民之外，杨仁山更发现世道人心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杨仁山说：

“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22)

世道人心，也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杨仁山认为佛教文化的发扬，有助于世道人心，有助于国家、社会。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杨仁山针对当时“庙产兴学”的压力，建议以佛教的资产兼办佛教教育和新式教育，“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糜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23)由此可见杨仁山认为“世出世法”可以“相辅而行”，佛教对国家可有“补助之益”。

杨仁山对清末中国社会的衰乱深感痛心，但对百年之内中国必能振兴、并列于欧美列强又极有信心，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预期早已是今天的现实：

“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24)

仁山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百年之后捧读斯文，沁人肺腑。杨仁山居士实乃上个世纪之交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信心的佛教大德，他创办金陵刻经处所开创的佛教文化事业，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抱着佛教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国家社会的理想而开创佛教事业，印经以普济众生，讲学以培育人才，力图振兴佛教。杨仁山一生，舍宅弘法，爱教利生，讲学育才，爱国务实。在今天看来，杨仁山居士堪称是一位爱国爱教的楷模，值得我们追念和学习。

对于金陵刻经处百余年来的历程，早在1987年11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就表示了极大的赞叹，称赞金陵刻经处这一“历时一百二十年之佛教文化中心，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直接关心支持下，在地方宗教主管部门的领导帮助下，于八十年代初刻经处重新恢复，原有的研究和工作人员相继回来，嗣后又陆陆续续增添了一些热爱佛教事业的新人，使刻经处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与讲学为事业的优良传统逐步得以恢复和发扬。现在我们于世纪之交来纪念金陵刻经处创立一百三十周年，缅怀杨仁山老居士及其丰功伟绩，唯有按照赵朴老十年前对刻经处的祝愿和嘱咐：“仍愿继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心力，不负仁山先生及其门弟子与历来护持者创业守成之艰难，尤毋负周恩来总理在动乱期间谆谆嘱咐恢复刻经处之至意。祝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做好刻经处的工作，使金陵刻经处诚如长明的慧灯，是为最好的纪念和缅怀。

注释：

①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集》第一册。

②“杨仁山居士事略”，《金陵刻经处历史点滴集》第一册。

③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实际从1866年末开始，刻出第一部经，故以此为创办之始。

《刻经处章程》则是在两年后(1868年)由以杨仁山居士为首的十六名居士公议所定而产生的，金陵刻经处刻印全藏的计划(妙空法师手订)也于该年产生。有些学者以光绪十六年(1890)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金陵刻经处创始之年，是不确的。

④李安“对金陵刻经处的回顾与前瞻”，金陵刻经处创办130周年学术会议论文。

⑤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五。

⑥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郭月楼书》。

⑦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与南条文雄书二十二”。

⑧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与南条文雄书二十三”。

⑨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五，“与释自真智圆国瑛书”。

(10)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报告同仁书”。

(11)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般若波罗密多演说”。

(1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13)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14)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二，“般若波罗密多演说一”，“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

(15)转引自蓝吉富“杨仁山与现代中国佛教”，《华冈佛学学报》第二期。

(16)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佛学研究会小引”。

(17)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与南条文雄书二十三”。

(18)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宣统一年”编者按语。

(19)《太虚大师全书》，“优婆夷教育与佛化家庭”。

(20)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台湾东初出版社，第80页。

(21)“杨仁山居士事略”，《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集》第一册。

(2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

(23)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