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经：本经叙述居家人与出家人皆有一事难断难持。“有二事断难持。何等为二？若俗人处非人处，于衣食、床卧、资生众具，持彼断者，是则难行。又，比丘非家出家，断除贪爱，持彼断者，亦甚难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所谓的人权，首先应体现为生存权。人若丧失了生存权利，其他像所谓信仰、尊严抑或人格，恐怕是不可靠的。在和平年代，客观上讲，除了自然的生老病死以外，诸如战争、地震、海啸之类的灾害似乎并不常见。当我们的自存权得到充分保障之后，接下来便是如何营生(比如说求学、工作、成家、繁衍后代乃至人际交往等等)，如何提高生活品质，乃至如何将自我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如果笼统地讲，所谓居家人士的最大工作，无非就是佛陀所说的“衣食、床卧、资生众具”三个大类。而对于出家人来说——虽说现在的出家人与封建时期的出家人已有了较大的区别——他们所要思考的，恐怕并不是如何去营生，而是立足于对一些生命中终极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索。对于一个纯粹的哲人来讲，莫非要搞明白两个问题，即我们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从佛教立场上讲，佛陀虽然明确反对我们在有生之年穷究这个问题，并将之列入“无记”，但是佛陀从来没有彻底地否则这个问题——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伪命题。佛陀之所以反对我们思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对这些横亘古今的疑难杂症，可以说没几个人搞得清楚。问题尚未搞清，我们却不明不白地死了，如此岂不抱憾终身？佛陀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从这个问题入手，因为它们实在太难搞清楚，而且根本就摸不着边际，无处下手，还是从与自身有关的一些问题入手稳当。佛陀说，人人都有一颗清净的佛性(即“佛性平等”)，但是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清净佛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还是缘于我们的无始以来的“无明”在作怪。当无明一除却，对世间的所有问题都彻底地搞清楚了，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这样的终极问题。佛陀在谈到他所拥有的“宿命通”时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对世间一切人的前世情况了如指掌，他对所有的死后的归宿也都明察秋毫。因佛陀是将“无明”彻底弃绝的大智者，他通晓一切，望穿时空。

　　法师们在讲经弘法时，时常教导大家要将身心“放下”。究竟“放下”什么呢？在本经中，佛陀给我们粗略地指点了一个思路。对居家人士而言，我们需要将“衣食、床卧、资生众具”放下，不要去贪著；对于出家人而言，不仅要将居家人的一切毛病习气放下，更重要的是要将“贪爱”断除和放下，对“有”(真实)的东西要放下，对“无”(虚假)的东西也要放下。因此佛陀说，“比丘已离俗，信非家出家，灭除于贪爱，持断亦难行”，说明“放下”没有那么容易，居家人难以放下，出家法师们其实也很难放下。法师们一朝有了名气，甚至还得个一官半职，于是大家都帮忙抬轿子。轿子坐着可能比较舒服，而且抬的人多，可能感觉就不一般，比如天朝东王杨秀清坐起了四十八人抬的大轿子，不仅舒适，而且有排场有面子，心里自然舒坦。如今似乎不兴坐轿子，改坐高档轿车了，然而帮忙抬轿子的人似乎并不见着少。对于比丘而言，“一瓶一钵”外加三衣，似乎便是全部的家当。子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这位仁兄一生活都幸福指数很高，可谓高明的逍遥派。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啊！原始佛教时期的摩诃迦叶尊者在出家前家境富裕殷实，但是他过得并不快乐；出家后开始修头陀行，穿粪扫衣，住阿练若，一生无拘无束，生活得很快乐，深得佛陀器重。

　　由此而回想起明末清初有位大才子名叫周容，字邓山。此人不仅有才名，有侠气，更有骨气。明亡(1644年)后曾出家为僧，后来得知母亲尚在人世，便毅然还俗竭尽孝道。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设词科，召周容入京，其坚辞不就，可谓“萧然远俗”。小时候曾经读过他的《芋老人传》。文中故事梗概大约是这样：有一位穷书生进京赶考，遇到下雨天，就到芋老人的屋檐下避雨。此时穷书生是又冷又饿，“衣湿袖单，影乃益瘦”，着实可怜。老人看见了不忍心，不仅请书生入室更衣就坐，还著了一大锅山芋招待书生。书生饥不择食，足足吃了两大碗。临行之前书生信誓旦旦地对芋老人说：“他日不忘老人芋也！”后来这位书生运气不错，“甲第为相国”。贵为相国，啥好东西没吃过？但是相国老是觉得还是老人的那两碗芋头好吃，于是就四处打探老人的下落。当见到老人后，相国第一话就是“不忘老人芋，今乃烦尔妪一煮芋也”，结果刚一伸筷子便皱起了眉头，“何向者之香而甘也！”根本就不是当初的那个味儿。这位老人家毕竟是“略知书”的知识分子啊，他的一番话犹如当头棒喝，令相国“途惊谢曰：‘老人知道者’”。芋老人说：“犹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调和之有异，时位之移人也。”一句“时位之移人”，令我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世间之事似乎大抵如此，“然则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者， 岂独一箸间哉！”故在本经中，佛陀说居家出家皆有断持之难，又岂虚言哉！(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