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父行正方丈

◎释永信

　　师父行正方丈家里很穷，从小被舍到寺院。1951年，河南大旱，土地龟裂，寸草不长，少林寺也逃脱不了，僧人出走的不少，以至于少林寺连出面当家的都没有。我师父当时兼管寺院财务和粮食库房，在那个情况下，他就主动兼任当家，一直到1987年圆寂。

　　少林寺最困难的几十年，是师父领着大家度过的，当时他在少林寺里很有权威，很有影响。没有师父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少林寺的今天；没有师父的言传身教，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想，我所做的，正是我师父所想的。

　　师父行正方丈，是个了不起的人，6岁出家，9岁双目基本失明，对面坐着个人，只能看到个大概的轮廓，看不清脸面，不知道是谁。这样的身体，要主持少林寺大小事务，当然不易。

　　师父尽管眼睛不方便，但记忆力过人。初次见面，只是问道：家哪的？姓啥名谁？你回答他：家在哪，做什么，姓甚名谁，然后在一块聊上几句。过个几年、十几年见面再聊，他还能说出你姓啥名谁，什么时候见过面，上次聊的什么，都能如实提起，他就是有这么好的记忆。

　　师父除了记忆力强之外，耳朵也特别好用。我们从他门口经过的时候，只要听到脚步声，他就能叫出你的名字。

　　更为超常的是，尽管他双目失明，但心算能力非常强。不管是三位数、四位数，后面加小数点都可以，写上一页两页的数据，你念给他听，哪怕是十几、二十分钟，他能一边听，一边算，等你话音刚落，他已把答案一口报出来了，真比算盘还快。这些当地人都知道。当年公社生产队分东西的时候，往往把他请去，因为别人打算盘，还没他心算快。

　　在少林寺由师父管钱，由于他心算很强且记忆力非常好，所以他常常能把几年的账都记得牢牢的。

　　我经常跟他出差办事，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他把钱给我花，回来了，我坐在那里向他报账：买个烧饼多少钱，买壶茶多少钱，买张票多少钱，我还没报完，他坐在一边已经算出来了：花了多少，还剩多少，几毛几分，都能说得清清楚楚。然后说：“剩下的几毛钱可以不退了，放你这里。”

　　等到下一次出差，中间隔了几天，甚至十几天，他听完你报账，就会说：“上次没结清的几块几毛几分，你给我加在一起算。”后来我才知道，他要是不明说给你的话，下次出差，这部分钱还得算进去。师父的记忆力太好了，几十天，几个月，几百天的账，星星点点的事，都给你记住，特别是寺院的帐务，他更是一清二楚。

　　由于当时寺院经济困难，我和老方丈去登封县城，三角五分的车票也舍不得花，一大早爬上少林寺周边拉水泥、拉砖、拉沙子、拉木料的货车，晃晃荡荡地朝登封赶去。出远门，我们在出发前买上二十几只登封的大烧饼，随身带着充饥，在路上遇到茶馆，就喝那种两分钱的大碗茶。到了目的地，经常睡澡堂子，去晚了，连澡堂子都住不上，旅馆又舍不得住，就直接在火车站的躺椅上身子一裹就睡了。作为侍者的我，当时还是个小和尚，有点不习惯，更有点放不下架子，车站里人来人往，又冷又乱，我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心里很别扭。其实住稍微差一点的旅馆花个几块钱就可以了，但师父就是舍不得，我心里面虽然也很窝气，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敬佩。

　　当年，北京的中国佛协对面有家澡堂子，连洗澡加睡觉总共才花一块钱，师父去北京，都是住在那里，几年下来，澡堂子的工作人员都和我师父熟悉了。1985年，少林寺有了门票收入，我见老方丈出门身上带的钱比以往多了，就想找一家旅馆住。到了北京后，没想到老方丈还是要去找澡堂子。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已经把路记得很熟了，师父让我去找这家澡堂子，他对我说，你从火车站出去，坐几路车到什么地方下，有什么招牌指示，我难以拒绝只得去了。但为了让师父去住旅馆，我回来对他说：师父，澡堂子已经拆了，没有了。从那以后，师父才开始少住澡堂子，去住旅馆。那时的少林寺每年已经有十几万的收入了。

　　师父真是一个奇人，很难得，不多见。当然，他的超常智慧和能力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他的知识面也非常广。那时，少林寺落实宗教政策的过程非常非常艰难，他就领着我们去北京，去找班禅大师，找赵朴初先生，找中国佛协的巨赞法师。为了去北京反映情况有话可说，他常常把中央的文件都一句句背出来，1982年的中央19号文件，1983年的国务院60号文件，还有历届领导人讲话，像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他听一遍就记住，不用读第二遍。

　　上世纪70年代末，寺庙的和尚还不能穿僧衣。1979年，为了接待日本外宾，师父一级一级向上反映，直到中央。最后，在廖承志亲自安排下，中央统战部同意少林寺僧人可以穿僧衣接待外宾。在师父看来，政府让佛教徒穿上僧衣，就预示国家将会逐渐恢复宗教活动。后来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师父高超的智慧以及对时事的把握能力。

　　1983年建设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嵩山是中国最早的36家国家风景名胜区之一。但是，文物部门没有把少林寺交给宗教界，而是划拨给风景名胜区了，风景名胜区成立了一个少林寺管理处，该给少林寺的却没给，没有做到真正落实宗教政策。

　　于是，老方丈就带着我们多次到开封地区统战部、省委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国佛协去做工作，要求僧人管寺，要求把门票的经营权等从文物部门移交给僧人。

　　嵩山风景名胜区的主任，是当时河南省的主要领导，副主任是登封地厅级的一个老干部。你说，面对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当时的政策还不是那么开放的情况下，几个和尚想要回寺院，实在是太难了！

　　那时，正因为宗教政策不是很明朗，“左”的思想还比较盛行，我跟着老方丈多次被叫去谈话，甚至还被村里个别有势力的人要挟，扬言要把我们法办、拘留。

　　那时师父带着我去找县里相关部门的领导，很难。我们都是很早去，领导说上午开会，让我们在外面等；等到中午十二点了，我们还在等，后来问了一下其他人，说领导忘记有人等了，已经离开单位了；下午我们继续等，有时候到了晚上也见不着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老方丈和我都很难受。当时寺院没有经济基础，更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根本没人去关注你，更别说重视你了。老方丈走在路上，经常听到“瞎子和尚，停下来！”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语言。

　　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和尚，带着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小和尚，为落实宗教政策，要求少林寺僧人自主管庙，一次又一次去北京上访。师父认为，国家的政策在好转，但基层还是要抓住机遇才对。老方丈一方面争取各级领导的支持，另一方面始终和中央、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在法律上更是遵纪守法。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说动了领导，班禅大师在全国人大替我们呼吁，赵朴初老先生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替我们呼吁，还有巨赞法师、正果法师，都帮少林寺说了不少话。

　　在陪伴师父的日日夜夜中，我已感悟到师父心中有一张蓝图，那就是恢复被十年浩劫破坏了的宗教传统，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老方丈既智慧又勇敢，为了少林寺的恢复和发展，他什么都不怕。有人用“菩萨心，韦驮胆”来形容老方丈。寺庙里的老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没有他，就没有塔林。当年红卫兵带着炸药要把塔林炸掉，他第一个站出来，跟红卫兵玩命，大声说道：“若要炸塔林，先把我炸了。”结果，把红卫兵吓跑了，塔林没炸成。少林寺的一批文物、佛像、经书，红卫兵要拿走，他站出来顶住，几尊铜像都没被拉走。红卫兵拿铁耙子，要把寺庙的壁画搂掉，也是他站出来挡住了。谁能想象，少林寺的壁画、经书、佛像、塔林，都是双目几近失明的老方丈拼了命保护下来的？他对少林寺的贡献非比寻常，这也为少林寺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我师父的政治地位不高。他从1951年当家，苦守了几十年。1983年，中国佛协成立的时候，没有他的名字；省佛协成立的时候，最早也没有他的名字，后来在众多和尚的支持声中，给他安排了一个理事，更别说当时的人大、政协有他的位置了。

　　行正方丈能当少林寺的住持，我能拜行正方丈为师，我想这都是缘份，是佛菩萨的安排。他当年要是眼睛不失明的话，在少林寺也留不下来。像他那个年龄，不少人都参加革命了。从少林寺出去的，跟着共产党走的，师长以上的就有13个，数量很大啊；跟国民党走的也不少咧。他留在少林寺，冥冥中我认为是佛菩萨安排的结果，是命运安排的结果。

　　他在少林寺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主持工作，少林寺能从其他部门接管回来，都是他拿生命作代价换回来的。老人家确实不是常人，是菩萨再生。他的一生很传奇，不止是我这样说，当地的老人，当地的村民，只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大家都了解师父的事迹，大家对他都很认可。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在乎，等他过世之后，想到他这么多年的经历，这么多年对少林寺、对佛教的负责和真诚，大家都会唏嘘不已。老方丈的一生，确实不容易。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少林寺的今天，没有他，少林寺的历史可能就会断代。也正因为有了他，少林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得到了完整的传承，包括法脉、世系、历史文献、建筑等，所以说老方丈对少林寺的贡献很大很大。

　　很多类似少林寺这样的寺院，在历史上很有名也很重要，但就是没有抓住机遇，目前还被托管在文物局、林业局和旅游局等部门，无法形成信徒汇集和活动的场所。所以说，没有老方丈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少林寺的今天，更不会有少林寺享誉全世界的影响力，现在我们所享受的少林寺带来的荣耀，是与老方丈分不开的。

　　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在我心中，他永远是少林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高僧。我经常去塔林，那里安葬着我的师父……

　　说了这么多关于师父的事，是完全发自我内心的，我无非是想说：师父不仅教我怎样吃苦，怎样做人，他的一举一动更让我感悟到，唯有发展，才有地位；唯有发展，才有影响；唯有发展，才配得上少林寺这个佛教圣地、禅宗祖庭的称号。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师父的遗愿。

　　少林寺已走过了1500年，今后的发展，也不会平平坦坦，但只要想到师父为了少林寺的振兴，他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还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