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法师：祖师和真正净土宗、是否夹杂、热衷为人皈依

   日期:2015/2/22 22:18: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问：有人说净土宗在中国只有善导大师一人，其他十二位祖师都不是专修净土的，不能成为中国净土宗祖师。这种说法对吗？他们说真正的净土宗已传到了日本，唐代后中国没有真正的净土宗，这对吗？

大安法师：大家说说，这对不对呀？我们中国十三代祖师是经过历史时间考验的。祖师他们是解行并进，明了心性，得念佛三昧，同时自行化他的德业非常盛大，被后人一致推举出来的。这里并没有像禅宗那种衣钵的传承。实际上到六祖慧能，他也就没有传衣钵了。只有善导大师一人才够净土宗祖师的资格，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是非常片面的、非常僵化的一种说法。我们说佛法，刚才讲四悉檀的因缘了，这些菩萨祖师来到我们世间，一定要应众生的机缘来施设他的教化，来体现他的一种教学方法——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东西。

比如说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他作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完全是名符其实的。他完成了什么大事因缘呢？东汉明帝以来净土宗的典籍，像《无量寿经》翻译了——已经有七八种，还有《般舟三昧经》这些。翻译之后，我们中国的四众弟子也有很多人在修习这个法门。但修行这个法门没有形成一种团体的广大影响力，往生者也是散见在各个记载当中。到了东晋的时候，这个净土经典翻译和修行已经经过了二三百年的时候，它就酝酿了一种新的高潮。但这个高潮的到来不能面向全社会推广，它有一个瓶颈。这个瓶颈还是出现在信心上：很难产生信心。净土经典虽然详细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和往生的种种情形，但是我们地球的人都希望有证据。拿不出证据，很多人就还有怀疑；有怀疑，这个法门就会受到影响，就传播不开去。

所以面对那个时代一个要证据的问题的提出，慧远大师组建白莲社，用三十年专修净土三昧的实践，以及一百二十三人潜心修行的经验，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证明：人人都有往生的瑞相，很多人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异香满室，天乐盈空，预知时至。这么多人的宗教实践，作了一个这么好的证明，而且是以那个时代的缁白二众、精英人士组建的团体作的一个证明，才使得净土法门在我们震旦国广泛的传播。可以说，没有慧远大师也就不会有善导大师。所以慧远大师他也是四依菩萨再来。他已经完成了这么一桩事情，还不够格做净土宗祖师吗？每个祖师过来，他能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看来慧远大师是没有建立一些详备的净土宗的理论，只是散见他对念佛三昧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包括三昧里面一些境界的描述。那么这种理论的完备，就有待于下一个祖师来完成。

这就再经过净土的实践实践，又经过昙鸾大师，道绰大师，到了善导大师集大成。他的《观经四帖疏》……五部九卷哪，就完整的阐释了：自古印传来净土的以阿弥陀佛慈悲、救度、本愿为核心的一种净土宗本怀。所以善导大师他是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他够格。他完成了一桩理论上的建构，他有他的使命。那么以后像承远大师、法照大师，像永明延寿大师、莲池大师这些，他们不是专修净土的，但是他们却是一往情深的求生净土的。这里面有个背景，中国历来的修行是以禅宗和教观为主的。这是主流，净土法门长期以来是依附性的法门。甚至说，基本上被教内把它看成比较浅的一个法门，不是主流，不受重视。所以这些菩萨祖师在这个世间，在我们中国这个背景当中要传扬净土法门，他一定要有个善巧方便。什么善巧方便？先要示现在禅宗或者教下大彻大悟或者大开圆解，他才有资格来说服宗门、教下的行人来修净土法门。永明延寿大师，他是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他是大彻大悟的，在禅宗没话可说。于是他导归极乐世界，万善同归净土。他作《禅净四料简》，作得很好。他有资格说这个话，为末法宗门、教下的行人指出了一条出离生死、仰靠佛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条康庄大道。那你看，莲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唐宋以来禅宗很兴盛——莲池大师也是宗门开悟的。蕅益大师也是宗门开悟的，而且教观非常通达。然后以他们大通家的身份再来弘扬净土法门，很有说服力，很有影响力。这样的祖师还不够净土宗祖师的风范吗？

所以那种说法——只有善导大师才够资格，其他的十二位祖师都不够资格，这句话是说得太没有水平了。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实际上你对中国净土宗祖师这样一种轻薄，可以说是上纲上线。这都谤法谤僧，断人法身慧命。

尤其说真正的净土宗到了日本去，唐代以后都没有净土宗，这就更是无稽之谈、荒唐之说。他们都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人搞的什么“三国七祖”的谱系，好像以后从龙树、天亲就到昙鸾、道绰、善导，善导就传到源信、法然，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一看，笑一笑而已，也没有必要跟他去谈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都接受这套说法，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理。本身日本净土真宗也是仰承我们善导大师、昙鸾大师的理念去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传扬他日本真宗本愿法门。我们本土这个思想就已经完备了，没有必要要那个舶来品。但是我们对人家要尊重，也不要去批判他。为什么？因为佛法它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表现形态，是要应众生根机的。可能真宗本愿的方式，适合于日本这个岛国民众的心理：比较重视信心——信心得救，对戒律他不是太重视。对通途呢，他有时候不是太融会，等等这些。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岛国的心理，可能他就是那样才能利益众生。我们也不要去驳斥他们。

我们中国大陆作为这种大乘佛法气象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有这个礼教的精神，我们要传承儒、道、释三家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增强持戒意识，中国十三代祖师都对持戒非常严谨的。虽然不是靠持戒去往生的，但是持戒能够有效地感通佛力，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根，持戒能够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尤其戒律是佛教的寿命、佛教的幢相。佛的戒律没有了，佛法要在这个地球上提前消亡。我们作为佛弟子还能不尊重戒律，还能不身体力行吗？所以对刚刚提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都是不正确的。

希望我们中国大陆的净业行人，还是要依照我们中国十三代祖师的思想去做。每个祖师在不同的时代应机说法，表现的形态各有特长。像善导大师在盛唐——隋末唐初，那是中国最好的一段时间，是中国人福德、智慧最深厚的一段时间，他可以从信心单刀直入，然后厌离心就能出来，然后一往情深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哎，往生者那真是很多。但是到了现在，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有普遍性，可能这要考量哦。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近百年来没有儒家文化的基础，连做人都做不好：内心非常的弯曲，充满机心、虚假，而且以所谓的成功、利益作为他生命的目标，内心很无明的。如果你直接跟他去讲净土法门，他可能很难信得及。不仅不相信，还以为你是迷信，他还哈哈大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要借助一下儒家文化，先让他把人做好。所以净业三福必须要讲。你世间的福德做好了，才能开发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出来了——就是般若智慧出来了，你才能对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对阿弥陀佛愿力的救度产生信心，产生愿力。所以本人倒是觉得：这个时代，印光大师的思想更为契机——儒佛共弘。体现在他的八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世间善法的传达；出世间善法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切愿，持佛名号”——彻悟大师的四句话：十六字纲宗。我想——本人浅薄的感觉，在这个时代更应该要把这八句话作为我们弘扬净土法门的两翼，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等到这两翼，特别是在第二种状态，可以把善导大师的思想贯注进去，同时也要把莲池大师、蕅益大师、彻悟大师的思想融合起来。我甚至觉得对中国净土宗弘扬，要把十三代祖师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去看待他。所以说只有善导大师一人，其他都不够祖师的资格，这说法是极为荒谬的。我们不要去听从。

问：弟子学佛时间晚，退休后皈依佛门不到三年时间。弟子一心修学净土，念佛求生西方。弟子看过法师的讲经光碟《西方确指》，以及在新加波弘法宣讲的《阿弥陀经》。法师讲得太好了，弟子对庐山东林祖庭非常向往。今日能亲眼目睹法师容颜，聆听法师的开示，是弟子的福分和幸运。因缘殊胜，稀有难遭。好，问题：弟子每天的早、晚定课是诵《阿弥陀经》一卷，念佛两千声，然后忏悔，回向。弟子以念佛为正行，兼修《宝箧印陀罗尼经》和持诵金刚萨埵心咒。弟子这样修持是不是夹杂不专，有背于一门深入？另外，正行与助行如何把握？

大安法师：净土佛门确实提倡一门深入，专修不二。《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我们身、口、意三业都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跟弥陀的愿力熟悉，互动，沟通。那么临往生时候，我们神识自然趋向那个地方——就早已具有这个心理定势，加上阿弥陀佛光明愿力的导引，那决定能往生。如果你建立今生往生净土成佛的目标，还是以专修不杂为好。但是如果有一个特殊的因缘，跟哪部经或者哪个咒有特殊的因缘，念得非常的相应，有觉受，当然也可以去做。做的话，要注意一点，要把你诵其他的经、持其他咒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你只要做了一个回向，它也不叫夹杂，也是属于专修的范围。但是由于我们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还是一门心思专修弥陀名号的持念为最好。你要有信心，阿弥陀佛名号是万德洪名，包含着念其他经咒的所有功德。一法具足一切法。念一句名号成佛都有裕数，更何况其他呢？你不要有担心，不要有遗憾，就一门深入为好。

问：有的居士热衷为他人乃至鬼道众生授三皈依，请问居士有资格授予他人三皈依吗？

大安法师：如果在现世来看，授三皈依的资格是出家众。居士最好不要给别人授三皈依。但如果你放生的时候，没有出家众——没有比丘、比丘尼在场，居士给那些放生的蜎飞蠕动授三皈依倒是可以的。那授幽冥的众生三皈五戒，也主要是僧团来承担。居士呢，尽量做好外护的工作为好，要守本分，不能做越次的事。实际上居士更要老实念佛，在心地上用功夫。如果你的福德、智慧圆满了，这些鬼神道的众生，包括你原来已故的家亲眷属，由于你念佛功夫的成熟——这种感召力的巨大，他自然会求你帮忙的。在没有这种感、德的时候，你还是独善其身为好。

   ——庚寅年五月大安法师讲于成都大慈寺